在法庭上，艾绪强穿了一件白色背心，外套红色号服，他的双手包在背心里面，面无表情地被带上法庭。面对媒体频频闪动的闪光灯，艾绪强一脸的不在乎。审判长宣读艾绪强的犯罪事实时，旁听的田长元愤怒地瞪着艾绪强，刘荣霞眼睛红红的，死死盯住这个杀死自己老公的凶手。最后，当听见“死刑”两个字从审判长的口中读出，艾绪强头扭了一下，抿了抿嘴。听见赔偿家属100多万元，艾绪强竟然冷笑了一下。
对于这个死刑结果，艾绪强在宣判后没有表示是否上诉。而旁听的家属中很多人表示，不希望这个被告人被判死刑。“他死了，拿什么赔我们?”
几乎所有被害人的家属对艾绪强被判处极刑的这个结果并不满意。“虽然他死了，但是我们并不满意。他是‘一命抵三命’，他的死根本不足以弥补我们死去的亲人。”刘荣霞说:“从出事以来我瘦了20多斤，他倒是一死了之，我和家里的老人、孩子以后的生活怎么办?现在判他赔100万，赔1000万有什么用?”刘荣霞哽咽着，手里依然摩挲着自己和丈夫已经发黄的结婚证。
在法庭上，情绪激动的刘荣霞甚至提出卖掉艾绪强的器官赔偿他们的要求，但是，刘荣霞自己也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气话而已。
宣判结束后，主审法官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没有发现艾绪强有什么可供执行的财产，判赔的100多万元很可能执行不了，只能由被害人承担自己的损失。按照法律规定，犯罪行为人罪责自负。对于有的被害人提出希望国家赔偿的要求，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的确，即便是艾绪强没有被判处死刑，他也无法赔偿，因为艾绪强一无所有，他拿什么来赔偿?难怪听见赔偿家属100多万元时，艾绪强脸上竟露出了冷笑。
宣判结束后，艾绪强脸上冷漠的笑容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这令我想到了他那份被撕碎的遗书，正是这份遗书揭示了艾绪强为什么会犯罪。他的遗书中这样写道：“不可天下人负我……”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看，他的上一句话应该是“宁可我负天下人”。
这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我认为才是他走向犯罪道路的终极根源。谁都不能对不住他艾绪强，但他艾绪强可以随意滥杀无辜，甚至可以对无辜受戮者毫不忏悔、报以冷笑，这就是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艾绪强在留下遗书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自杀，但“临死要拉几个垫背的”。至于为什么他想自杀，因其性无能妻子离异时他就想自杀，失去月薪3000元的工作，加上被拖欠工资，已经使得这个信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的家伙认为所有人都在亏欠他，他所考虑的根本就不是他人的痛苦，而仅仅是自身的感受。但就是死，他也要实践“宁可我负天下人”的人生信条。艾绪强滥杀无辜，尽管也有社会不公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个人变态因素，我们不能把社会因素无限放大，来掩盖艾绪强的心理变态。
至于艾绪强在法庭上的关于犯罪的起因是“为河南人出气”，或者说“报复社会”，以及被媒体广泛认可的“仇富心理”，不过是艾绪强的说辞而已。但是，媒体和社会大众轻信了艾绪强的这种犯罪动因，所以在对此案的分析中，存在有一种“泛社会化”的责任，把一切的罪责统统归咎于社会，而忽略了犯罪者本身的道德及性格缺陷。我们可以对弱者施以同情，但这不意味着是非不分，善恶倒置。对一个滥杀无辜的恶棍，无论他摆出何种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也丝毫不能弥补他的罪恶。要让变态杀手不仅为他的恶行遭受法律的惩处，而且还应该让他们遭到道义上的唾弃。我们在表达自己的同情心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对象。而正是一些人士的滥施同情，才使得这些恶棍在地狱边缘寻找到了那么一点“道义优势”。
我们并不否认社会上有很多不公的地方，而且我们对“弱者的反抗”，从来都予以同情，理解，甚至支持和敬意。但是这种同情只适用于那些原本善良，却被逼迫对那些压迫者、剥削者进行反抗的人们，而对滥杀无辜、道德沦丧者的犯罪者并不适用。
作为个体来说，无论社会制度如何黑暗与暴虐，个体都应恪守人性的底线：那就是不助纣为虐，不残害无辜。这不是对个体过高的道德诉求，而是个体对自身起码的要求。造成艾绪强屠杀无辜的主要根源，并不在于社会，而在于艾绪强自身。艾绪强是弱势群体，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人格猥琐、道德缺失，信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的狂徒，正是这种极端的个人恐怖主义，才在“替天行道”的幌子下制造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杀戮。
按理说“黄泉路上人为大”，对一个即将失去生命的人我不该冷嘲热讽，但是这个人的行为，以及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却引起我的阵阵厌恶，丝毫引不起我的同情。
贫穷不是暴虐的理由，正如同富裕与善良无关一样。可以说，这个叫艾绪强的人，是一个彻底的流氓无产者，一个变态的反社会分子，一个道德卑猥的恶棍。他的残暴，他的滥杀，他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丝毫没有忏悔之心的态度，证明了他仇恨的不是不公正，而是仇恨人类和社会。他的冷笑只是那种心理极度自卑的流氓无产者玩世不恭的冷笑，那种觉得自己杀人够了本，甚至赚了的冷笑，这种冷笑和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一钱不值。如果说，艾绪强的行为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反思的话，那就是无论何时，都不可逾越人性的底线。
第二章：北大学子横刀相向(1)
被称作象牙塔的大学校园与社会上一样，越是在工作和生活中交往密切的人，相处越难。尤其那些在对外交往中被认为是和蔼可亲的社会精英，但是在同宿舍或者同办公室这样狭小的空间里，却往往变得水火不容甚至引发莫名的仇恨，这在我们的生活中仿佛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北大学子安然和他的同学崔一平，更是把这种狭小空间里莫名的仇恨，一步步发展到了横刀相向的极致。
2005年6月25日﹐一起令人震惊的血案发生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2002级学生安然向同班同学崔一平砍下80余刀。两个孩子﹐两个家庭从此再也无法安然。2006年2月10日﹐崔一平的父母夫妇将安然与北京大学告上法院﹐要求依法追究安然的刑事责任，同时要求北京大学承担违约责任﹐与被告人安然共同赔偿损失。
2006年3月14日，双方家长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安然赔偿死者崔一平父母40万元，崔家自愿撤诉。3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安然杀人案的刑事部分作出判决，一审判处安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同是单亲娃，相逢皆是缘
2002年8月﹐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安然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安然所在的班级共有32个学生﹐男女各半。学生宿舍为四人一间，安然宿舍里另外三个同学分别来自新疆、福建和河南。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安然并没有表现出皇城根下长大的优越感，给人的最初印象挺好﹐同学们都认为安然虽是北京人﹐但是对外地同学很热情，会说话﹐懂礼貌，比较讨人喜欢。安然和同学的关系一度不错，可惜好景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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