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方指控，于大路利用“租赁”职权，先后受贿5笔总共831万元。这5笔受贿为：于大路于1999年初至2001年7月，先后收受汽车供货商天津某公司陈某的42万元，设备供货商深圳某公司谭某的30万元，海南某公司邓某的100万元，北京电子租赁有限公司赵东明的259万元。另外，于大路于1999年7月，与亚捷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俊杰共谋，向北京美禾电子有限公司索要了400万元的“补偿费”。检方还指控于大路涉嫌挪用公款罪和行贿罪。1999年4月至2000年9月，于大路挪用公款410万元，用于个人炒股。1999年初，于大路为了职位升迁，通过胡楚寿之子胡刚给了时任农发行副行长的胡楚寿30万元。
开庭过程中，于大路表示检方的指控基本属实，只是在几个具体问题上他需要解释。他否认曾为升迁行贿胡楚寿30万元。于大路说，检方指控他行贿的30万元，和指控他收受深圳某公司谭某上供的30万元是同一笔钱。“收钱之初，我很犹豫。”于大路说，是谭某的“宽心话”令他收下了钱。谭某称送“感谢”款有三层意思，“一些给你们老板(领导)，为了你的进步，一些给你，一些给你们财会部”。于大路说，为了防备谭某“外露”，于大路通过胡刚将钱全部转交给了老领导胡楚寿。
“给胡楚寿钱，是谭某的意思，如果没他这句话，我不会给。”于大路否认给胡刚30万元是向胡楚寿行贿，他认为不是为了升官才给胡楚寿钱的。
“为什么你今天的供述与之前不同?”法官打断了于大路的辩解。“胡楚寿案也是本院审理的，当时法庭播放了你的证言录像。”法官提醒于大路说：“你当时说是为了升官给了胡楚寿30万元，法庭希望你在作证和受审时，都能如实供述。”
于大路解释说，他翻供的原因是，在接到起诉书前他根本不知自己还被控行贿。于大路说：“当时中纪委帮我分析了谭某的话，说为了我的进步实际上就是升迁，我当时没有重视，我一直以为只指控受贿和挪用公款，我如果知道还有行贿罪，我不会那么说”。
检方反驳称，于大路曾亲口承认给胡楚寿钱是为了升迁，且事实上胡楚寿又确实提名推荐了于大路。检方称，胡楚寿的亲笔证言中称，于大路行贿30万元“就是想让为职位升迁帮助他，我虽然起不到决定作用，但是我的作用是很重的，我们实际上就是买官和卖官”。
此外，于大路在法庭上否认与黄俊杰共同索贿400万元。于大路称，自己既没有与黄俊杰共谋分钱，也没有参与签订合同，更没有拿到过钱。于大路承认曾向美禾公司老总蔡国安提出“补偿款”，但那是黄俊杰提议的，因为“补偿款是商业惯例”。于大路说，他没有利用职位强行索要，并且蔡国安“很痛快”地同意了。
在法庭上，于大路的辩护律师钱列阳和许昔龙在承认其他6项指控的基础上，针对行贿罪的指控，为于大路做了无罪辩护。
钱列阳认为，于大路通过胡刚给胡楚寿30万元的行为只是违反党纪的行贿行为，而非触犯国法的行贿罪行，因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行贿罪的必要条件，但公诉人并没有就“不正当”举出任何证据。钱列阳说，首先于大路没有向胡楚寿提出升迁请托，其次于大路不存在不符合升职条件的问题，他的升职是正当的。
许昔龙称，2000年3月，于大路升职为行长助理，11月升职为副行长，而2000年四五月间，胡楚寿就被调离了农发行，因而胡楚寿能够帮助于大路升迁的就只有他升为行长助理那一次。根据农发行的升迁程序，必须先有党委推荐，再由所有分行一把手和总行主任级以上的干部进行民主选举，并非胡楚寿一人所能办到的。
在庭审时，检方同时也指出，于大路存在重大立功的法定从轻情节。在到案之后，于大路揭发徐放鸣、王刚、赵东明三人的重大犯罪行为，并经过司法机关查证，属于重大立功行为。于大路在双规期间，不但承认了侦查机关已掌握的受贿事实，而且主动交代出侦查机关当时尚未掌握的受贿259万元及挪用公款410万元的行为，并委托家属积极退赃，因此建议法院从轻判决。
在最后陈述阶段，于大路表示认罪伏法，并无条件接受法院的判决。于大路说，他辜负了国家对他的教育，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我愿意以最诚恳的态度向人民认罪，痛改前非，当再次回到社会中时，将会全心投入社会服务。”同时，于大路表示，他在法庭上的解释全部是事实，希望法庭可以对他从轻处罚。
于大路在法庭上称，自己在收第一笔钱时心里也激烈斗争过，但最后还是将钱掖进了腰包。他侥幸地认为：“一个送钱，一个收钱，一无旁证，二无凭据，风险何在?况且行贿与受贿在法律上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谁会送了钱之后又去告发自己犯了行贿罪呢?”但是，于大路在被捕后却连续供出了黄俊杰、徐放鸣等人。
2006年2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大路受贿、挪用公款、行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于大路所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情节严重。但鉴于于大路因涉嫌犯受贿罪被羁押后，能够供述司法机关尚不掌握的挪用公款的事实，同时还能主动坦白部分受贿事实，并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线索，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因此，法院判决：于大路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关于于大路的犯罪轨迹，请参阅本文附录中于大路在看守所里写下的忏悔书。
敛财有术蔡国安
在农发行窝案背后暴露出的是至为突出的商业贿赂问题。在这起窝案中实施“糖弹”战术的蔡国安，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
蔡国安，美禾公司董事长，湖南益阳人，40岁，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分配至空军第六飞行学院工作，后转业到亚运会组委会办公室。
蔡国安的一个人生转折点发生在1991年4月，当时他调至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办公室工作。因为胡楚寿和蔡国安是湖南老乡，在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蔡国安与当时担任该行农业信贷部主任的胡楚寿，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
1994年8月，农发行总行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胡楚寿出任农发行第一副行长，分管资金计划工作。同年10月，美禾公司成立，蔡国安离开农行总行办公室出任该公司经理。自此10余年间，蔡国安的个人前程与胡楚寿维持着特殊的关系。
1994年10月，北京美禾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郭某。最早的四家股东中，中国农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出资36%，北京四创高技术开发公司等四家股东分别出资16%。这些资金来源显示出美禾与农业银行的特殊关系。公司成立后，蔡国安离开农行总行办公室出任该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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