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亲戚家的五阿爹来找我了。癞六伯又抓一把花生来塞在我的袋里。我道谢告别,癞六伯送我过桥,喊走那只狗。他目送我回南沈浜。我去得很远了,他还在喊:“小阿官!明天再来玩!”
王囡囡
每次读到鲁迅《故乡》中的闰土,便想起我的王囡囡。王囡囡是我家贴邻豆腐店里的小老板,是我童年时代的游钓伴侣。他名字叫复生,比我大一二岁,我叫他“复生哥哥”。那时他家里有一祖母,很能干,是当家人;一母亲,终年在家烧饭,足不出户;还有一“大伯”,是他们的豆腐店里的老司务,姓钟,人们称他为钟司务或钟老七。
祖母的丈夫名王殿英,行四,人们称这祖母为“殿英四娘娘”,叫得口顺,变成“定四娘娘”。母亲名庆珍,大家叫她“庆珍姑娘”。她的丈夫叫王三三,早年病死了。庆珍姑娘在丈夫死后十四个月生一个遗腹子,便是王囡囡。请邻近的绅士沈四相公取名字,取了“复生”。复生的相貌和钟司务非常相像。人都说:“王囡囡口上加些小胡子,就是一个钟司务。”
钟司务在这豆腐店里的地位,和定四娘娘并驾齐驱,有时竟在其上。因为进货,用人,经商等事,他最熟悉,全靠他支配。因此他握着经济大权。他非常宠爱王囡囡,怕他死去,打一个银项圈挂在他的项颈里。市上凡有新的玩具,新的服饰,王囡囡一定首先享用,都是他大伯买给他的。我家开染坊店,同这豆腐店贴邻,生意清淡;我的父亲中举人后科举就废,在家坐私塾。我家经济远不及王囡囡家的富裕,因此王囡囡常把新的玩具送我,我感谢他。王囡囡项颈里戴一个银项圈,手里拿一枝长枪,年幼的孩子和猫狗看见他都逃避。这神情宛如童年的闰土。
我从王囡囡学得种种玩意。第一是钓鱼,他给我做钓竿,弯钓钩。拿饭粒装在钓钩上,在门前的小河里垂钓,可以钓得许多小鱼。活活地挖出肚肠,放进油锅里煎一下,拿来下饭,鲜美异常。其次是摆擂台。约几个小朋友到附近的姚家坟上去,王囡囡高踞在坟山上摆擂台,许多小朋友上去打,总是打他不下。一朝打下了,王囡囡就请大家吃花生米,每人一包。又次是放纸鸢。做纸鸢,他不擅长,要请教我。他出钱买纸,买绳,我出力糊纸鸢,糊好后到姚家坟去放。其次是绿树。姚家坟附近有一个坟,上有一株大树,枝叶繁茂,形似一顶阳伞。王囡囡能爬到顶上,我只能爬在低枝上。总之,王囡囡很会玩耍,一天到晚精神勃勃,兴高采烈。
有一天,我们到乡下去玩,有一个挑粪的农民,把粪桶碰了王囡囡的衣服。王囡囡骂他,他还骂一声“私生子”!王囡囡面孔涨得绯红,从此兴致大大地减低,常常皱眉头。有一天,定四娘娘叫一个关魂婆来替她已死的儿子王三三关魂。我去旁观。这关魂婆是一个中年妇人,肩上扛一把伞,伞上挂一块招牌,上写“捉牙虫算命”。她从王囡囡家后门进来。凡是这种人,总是在小巷里走,从来不走闹市大街。大约她们知道自己的把戏鬼鬼祟祟,见不得人,只能骗骗愚夫愚妇。
牙痛是老年人常有的事,那时没有牙医生,她们就利用这情况,说会“捉牙虫”。记得我有一个亲戚,有一天请一个婆子来捉牙虫。这婆子要小解了,走进厕所去。旁人偷偷地看看她的膏药,原来里面早已藏着许多小虫。婆子出来,把膏药贴在病人的脸上,过了一会,揭起来给病人看,“喏!你看:捉出了这许多虫,不会再痛了。这证明她的捉牙虫全然是骗人。算命、关魂,更是骗人的勾当了。闲话少讲,且说定四娘娘叫关魂婆进来,坐在一只摇纱椅子上。她先问:“要叫啥人?”定四娘娘说:“要叫我的儿子三三。”关魂婆打了三个呵
欠,说:“来了一个灵官,长面孔……”定四娘娘说:“不是”。关魂婆又打呵欠,说:“来了一个灵官……”定四娘娘说:“是了,是我三三了。三三!你撇得我们好苦!”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后来对着庆珍姑娘说:“喏,你这不争气的婆娘,还不快快叩头!”这时庆珍姑娘正抱着她的第二个孩子(男,名掌生)喂奶,连忙跪在地上,孩子哭起来,王囡囡哭起来,棚里的驴子也叫起来。关魂婆又代王三三的鬼魂说了好些话,我大都听不懂。后来她又打一个呵欠,就醒了。定四娘娘给了她钱,她讨口茶吃了,出去了。
王囡囡渐渐大起来,和我渐渐疏远起来。后来我到杭州去上学了,就和他阔别。年假暑假回家时,听说王囡囡常要打他的娘。打过之后,第二天去买一支参来,煎了汤,定要娘吃。我在杭州学校毕业后,就到上海教书,到日本游学。抗日战争前一两年,我回到故乡,王囡囡有一次到我家里来,叫我“子恺先生”,本来是叫“慈弟”的。情况真同闰土一样。
抗战时我逃往大后方,八九年后回乡,听说王囡囡已经死了,他家里的人不知去向了。而他儿时的游钓伴侣的我,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还残生在这娑婆世界上,为他写这篇随笔。笔者曰:封建时代礼教杀人,不可胜数。王囡囡庶民之家,亦受其毒害。庆珍姑娘大可堂皇地再嫁与钟老七。但因礼教压迫,不得不隐忍忌讳,酿成家庭之不幸,冤哉枉也。
歪鲈婆阿三
歪鲈婆阿三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只因他的嘴巴像鲈鱼的嘴巴,又有些歪,因以为号也。他是我家贴邻王囡囡豆腐店里的司务。每天穿着褴褛的衣服,坐在店门口包豆腐干。人们简称他为“阿三”。阿三独身无家。
那时盛行彩票,又名白鸽票。这是一种大骗局。例如:印制三万张彩票,每张一元。每张分十条,每条一角。每张每条都有号码,从一到三万。把这三万张彩票分发全国通都大邑。卖完时可得三万元。于是选定一个日子,在上海某剧场当众开采。开采的方法,是用一个大球,摆在舞台中央,三四个人都穿紧身短衣,袖口用带扎住,表示不得作弊。然后把十个骰子放进大球的洞内,把大球摇转来。摇了一会,大球里落出一只骰子来,就把这骰子上的数字公布出来。这便是头彩的号码的第一个字。台下的观众连忙看自己所买的彩票,如果第一个数字与此相符,就有一线中头彩的希望。笑声、叹声、叫声,充满了剧场。这样地表演了五次,头彩的五个数目字完全出现了。五个字完全对的,是头彩,得五千元;四个字对的,是二彩,得四千元;三个字对的,是三彩,得三千元……这样付出之后,办彩票的所收的三
万元,净余一半,即一万五千元。这是一个很巧妙的骗局。因为买一张的人是少数,普通都只买一条,一角钱,牺牲了也有限。这一角钱往往像白鸽一样一去不回,所以又称为“白鸽票”。
只有我们的歪鲈婆阿三,出一角钱买一条彩票,竟中了头彩。事情是这样:发卖彩票时,我们镇上有许多商店担任代售。这些商店,大概是得到一点报酬的,我不详悉了。这些商店门口都贴一张红纸,上写“头彩在此”四个字。有一天,歪鲈婆阿三走到一家糕饼店门口,店员对他说:“阿三!头彩在此!买一张去吧。”对面咸鲞店里的小麻子对阿三说:“阿三,我这一条让给你吧。我这一角洋钱情愿买香烟吃。”小麻子便取了阿三的一角洋钱,把一条彩票塞在他手里了。阿三将彩票夹在破毡帽的帽圈里,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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