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在凄苦和精神错乱中过完了自己的余生。去世以后，他的哲学才受到人们的重视，他的权力意志哲学和超人哲学对德国社会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赴前线的德国士兵的背包中有两本书是最常见的，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的强权思想对希特勒的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其中有一句格言为希特勒终生恪守：“强人的格言，别理会!让他们去唏嘘!夺取吧!我请你只管夺取!”尼采和希特勒都是狂妄自大的人，所不同的是，尼采的疯狂是学者型的，只停留在口头和字面上;而希特勒是一位实践者，他把前者的思想付诸于实际行动。
无论如何，尼采思想是现代思想的一座巍然耸立的里程碑。在尼采去世后的一个世纪中，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如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里尔克、赫塞、托玛斯·曼、斯蒂芬·乔治、萧伯纳、纪德和萨特这样一些著名的思想家。
存在主义之父海德格尔
1945年，精神几乎接近崩溃的原弗莱堡大学校长、著名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神情沮丧地坐在被告席上，倾听着“清除纳粹化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有关他在纳粹期间所作所为的总结报告。经过一系列长时间的听证会，弗莱堡大学最终作出了一个严厉的裁决：剥夺海德格尔在大学授课的权利，取消名誉教授的头衔，但仍允许参加大学的其他活动。从根本上说，海德格尔的教学生涯从此结束了，连同他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思想一起，被尘封到历史的记忆之中。
海德格尔(1889—1976年)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位有独创性的、影响广泛的思想家。在20世纪上半期，他的名字几乎就是哲学的代名词。
海德格尔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就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而且表现出了在哲学上的早熟和天赋。在18岁的一天，海德格尔从一个乡村牧师手中借到了一本题为《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的书，立刻迷上了它。由此，便产生了20世纪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思想。这个让年轻的海德格尔如此着迷的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困扰了不知多少位哲学家，但海德格尔希望自己能给它一个解答。
1909年，海德格尔来到了弗莱堡大学学习神学。他马上发现神学是一门枯燥无味的学问，而哲学对他却有无比强烈的吸引力。当时，胡塞尔的现象学正在学术界兴起，海德格尔马上对它产生了很浓的兴趣。胡塞尔的两卷本哲学巨著《逻辑研究》也成了他反复阅读的案头必备书。不久，海德格尔决定放弃神学学习，转攻哲学。
在以后的日子里，海德格尔大量阅读了尼采、克尔凯戈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谢林、黑格尔、狄尔泰等哲学家的著作;广泛地了解了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在此过程中，海德格尔受到了李凯尔特、舍勒等人的影响，并完全接受了胡塞尔的现象学。1913年，海德格尔获得了弗莱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两年后做了母校的讲师。
1916年4月，享有盛名的现象学哲学创始人胡塞尔来到弗莱堡大学担任哲学讲座教授。这时海德格尔得以有和胡塞尔直接交流的机会，这对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相互的学术交流中，他们两人都得到了思想的发展，以至于胡塞尔说出了“现象学，这就是海德格尔和我”的话。
1925年冬，马堡大学提名海德格尔担任该校的教授，但教育部没有批准，理由是他没有正式的著作出版。于是，海德格尔便将他对存在的多年思考所得，选其中成熟的部分写了出来，整理发表了。这就是使海德格尔一举成名的、20世纪划时代的哲学巨著——《存在与时间》。在这本书中，海德格尔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存在是什么的问题，和存在与时间的关系问题。这本书在出版时有40多万字，但只是原写作计划的1/3。由于种种原因，后面的部分没有续补。但海德格尔宣称他后来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已基本展现了他哲学思想的全貌。由于这本书，海德格尔被视为现象学学派的发展者、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随着《存在与时间》的发表，海德格尔声名大振。在胡塞尔的力荐下，1928年，海德格尔接替了老师，任弗莱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在这段时间，海德格尔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讲演，对存在与时间的问题进行诠释和展开。正在此时，海德格尔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影响他一生的大事。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取得了政权。而差不多就在同时，风华正茂的海德格尔当选为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和许多正直科学家不同的是，海德格尔采取了和纳粹政权合作的态度，并在公开场合为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鼓吹。这直接导致了文章开头一幕的发生。
海德格尔的这些行为，虽然与他的种族主义情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也同他的哲学思想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因为他的哲学思想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便是宣称存在与时间的密不可分，存在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无法剔除的时间维度。作为一种“生存哲学”，它意味着人的戏剧性——此在的“现实的”到达在场——不只是出现在历史中，它本身就是历史。“历史性”是海德格尔创造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人生在世的固有历史特征。然而，如果真的是这样，这种纯粹的生存哲学与生活实践的关系，就变得彼此远离，或者说变成了一种无足轻重的“理论哲学”。但这种结论却非常适合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因为在他的哲学中，克服“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这两者在传统哲学上的划分，已转化为一个有计划的理论目标。所以，海德格尔总是不断地告诫我们，在慎重地面对世界时，“此在”就已经是哲学性的了，而“思”本身也已是实践性的了。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海德格尔1933年校长就职演说开始，他的哲学本身就经历了重要的转变：这一哲学不再是一种原来的“第一哲学”，而是变成为一种真正的世界观。至此以后，人们就越发难以为海德格尔那种假定的纯粹性或“哲学自足”加以辩护，相反，这些思想却逐渐与某些意识形态和历史哲学的考虑融合起来了。
众所周知，哲学和生活行为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直接性的，而是必须借助于某些中介性因素。在海德格尔这一个案中，它的中介性因素便是由他的“政治哲学”所提供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那种纳粹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为他对这个世界的政治形势的理解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托。在他的“西方——日耳曼历史此在”的单一性理论中，海德格尔的哲学信念是，只有日耳曼人“此在的复兴”，才能把西方从持续的虚无主义没落中挽救出来。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这一信念不仅很快灰飞烟灭，而且还给全人类的存在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存在主义大师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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