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里通过乞乞科夫遍访各地主庄园的过程，展示了俄罗斯外省地主肖像画廊。通过对地主种种丑恶嘴脸的生动描写，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俄国农奴制已到了气息奄奄的垂死阶段。《死魂灵》以俄国“病态历史”而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无情揭露和批判，而其批判的深刻，在俄国长篇小说中，果戈里是第一人。所以《死魂灵》历来被认为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
继《钦差大臣》之后，《死魂灵》再次震撼了俄罗斯。果戈里被迫再次出国。后来他长期侨居国外，脱离了国内先进文学界，思想发生了逆转。他企图续写《死魂灵》第二部，希望在里面写几个好地主，树立俄国地主的正面形象，把乞乞科夫写成弃恶从善，终未成功。1852年他在病中将稿件付之一炬，不久辞世。
炼狱圣徒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他走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独具特色，在群星灿烂的19世纪俄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占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
18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医生家庭。父亲在军队中担任医官时，取得贵族身份并拥有两处不大的田庄，但家境并不宽裕。他从小就跟着父亲住在平民医院，接触到的全是贫苦的病人。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家庭贫穷，他在上完三年寄宿学校以后，就进了彼得堡一家军事工程技术学校学习。但他对工程技术工作并不感兴趣，毕业后一年就申请退职，离开了工程局绘图处。从此他就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专门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退职后的1846年，他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对他们在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唤醒人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小说一出版，即轰动文坛，受到读者的普遍赞扬。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
这以后，他又先后写出了《双重人格》、《女房东》、《白昼》和《脆弱的心》等几个中篇小说。而它们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剧，乃至关系破裂。后者认为上述小说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的疯狂倾向，“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
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10年苦役、长期脱离进步的社会力量，使他思想中沮丧和悲观成分增加，从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滑到“性恶论”，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义和宗教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温顺妥协反对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矛盾世界观。
非人的苦役和充军生活，严重地损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体。他原本就体质孱弱，并患有癫痫病，现在病情变得更加严重，经常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一严重的疫病，以后一直未能治愈，伴随作者终生。在经过了漫长的监禁生活后，他才因病获准离开部队，回彼得堡定居。这时，他已年过37岁，可以说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消耗在军营和苦役之中。他刚刚开始的创作，也因此而中断达10年之久。
流放回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拿起笔进行创作。经过了长期身体和心灵折磨的他，已经没有了以前批判的锐气，创作也转向了心理悲剧。从1861年起，他先后发表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1866年发表的《罪与罚》，为作者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1880年发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了无耻、卑鄙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厚的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极的一面，例如认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价值，只有宽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类社会等说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描写的专家，醉心于病态的心理描写，不仅写行为的结果，而且着重描述行为发生的心理活动过程，特别是那些自觉不自觉的反常行为、近乎昏迷与疯狂的反常状态。而人物的思想行为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点。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生活的重压下从事创作的。兄弟欠下的债款，需要他偿还，前妻带来的儿子，不从事任何劳动，因此他经常债台高筑。为了还债，为了生活，他不得不疯狂地进行写作，有时歇斯底里发作之后不久就拿起笔来写作。他的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多次写到他创作时的苦况。由于有着沉重的债务，他经常主动上门向各家杂志投稿，这样一来，他得到的稿酬就比那些生活有保障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人的少得多。往往只有他们所得的1/3，比如作者的《罪与罚》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后所得的稿酬为每印张150卢布，而屠格涅夫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却是每印张500卢布。为了多挣点钱来还债，他的夫人也不得不亲自出马，经营出版和推销他的作品。即便如此，他仍然没能彻底摆脱贫困。还清债务后，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
他多次出国，先后到过德国、瑞士、意大地、奥地利、捷克等等国家。1867年续弦以后，他第一次偕新婚夫人出国，原来打算短居3个月，结果却一住4年。他在国外写出了长篇作品《白痴》与《群魔》，以及一些中短篇。但在国外，他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也许与他的病有关吧，他嗜赌成癖，经常钱一到手，就去赌场，而一赌又几乎次次输得精光。没钱去赌时，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甚至痛哭嚎啕，对着夫人下跪。可以说他是一名病态的赌徒。直到晚年他才痛下决心，戒掉嗜赌的恶习。
文学泰斗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的朋友，法官柯尼讲给他听一件真实的事：
有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充当法庭陪审员时，认出一个被指控犯盗窃罪的妓女就是他亲戚家的养女。他曾诱奸这个姑娘，使她怀了孕。收养她的女主人知道这事后，把她赶出了家门。姑娘生下孩子后就把孩子送给育婴堂，而自己从此堕落，最后落入下等妓院，当了妓女。这个年轻的陪审员认出她就是被他糟蹋过的姑娘后，来找法院检察官柯尼，告诉他自己想同这个妓女结婚以赎罪。柯尼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但劝他不要走这一步。年轻人很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没想到，婚礼前不久，那妓女竟得伤寒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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