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里哀的戏剧作品中，《达尔杜弗》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莫里哀的最大成就，在欧洲喜剧里有很高的地位。达尔杜弗是个手段灵活的宗教骗子，披着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外衣，进入了奥尔贡的家。奥尔贡和他的母亲白尔奈耳太太受了他的蛊惑，把他看作圣人，颂扬他，供养他。达尔杜弗则尽其所能，在一些琐屑事情上表现他的“崇高”的宗教德行。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捉住一个跳骚，事后还一直埋怨自己不该生那么大的气，竟把它捏死了。奥尔贡对他五体投地，打算把爱女嫁给他，把财产托付给他，把不可告人的政治秘密告诉他。由于达尔杜弗的挑拨，奥尔贡狠心驱逐自己的儿子，剥夺其财产继承权。他想不到他所敬爱的“上帝的意旨”的执行者原来是一个卑鄙的小人。达尔杜弗竟然想勾引奥尔贡的妻子艾耳密尔，他对艾耳密尔说：“如果上帝是我的情欲的障碍，拔去这个障碍对我算不了一回事。”他的罪行被揭穿后，他不但企图霸占奥尔贡的全部财产，还打算利用奥尔贡出于信任而交给他的政治文件来陷害对方。他厚颜无耻地说，他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上帝，为了国王。他用上帝和国王来遮盖他的邪恶的心灵。
17世纪60年代，法国专制政体越来越反动，宗教伪善几乎遍及整个上层社会，其中包括天主教会的大主教和其他高级僧侣，以及王太后为首的许多皇亲国戚和达官大臣。达尔杜弗就是这些伪善信士的典型形象。《达尔杜弗》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的概括性很强，直到现在，“达尔杜弗”这个名字不但在法国，而且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中已成为“伪善”的同义语。
《达尔杜弗》第一次在凡尔塞宫试演时只有三幕，它的尖锐讽刺触犯了圣体会和那些支持圣体会的贵族。他们在路易十四面前攻击莫里哀，说他反对宗教。不久，《达尔杜弗》被禁止演出。莫里哀三次修改剧本，先后两次向路易十四上陈情表，甚至以不再写喜剧来劝说路易十四，但禁令仍未解除。5年后的1669年，《达尔杜弗》才第一次公开演出，获得很大成功，从此成为莫里哀的最受观众欢迎的剧本。
《吝啬鬼》也是莫里哀的优秀喜剧之一，讽刺资产阶级贪财如命的本质。阿尔巴贡是个靠放高利贷发财的资产者。他在儿女面前装穷，嫌他的儿子在穿着打扮上花钱，教他拿赌博赢来的钱去放高利贷。关于女儿的婚姻，他考虑的是对方要不要陪嫁。他放高利贷，想不到借债的人就是自己的儿子。他想续弦，却成了儿子的情敌。这些偶合场面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常见的，但莫里哀运用起来却大大加深了喜剧气氛，深刻反映了资产阶级人与人之间在金钱面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他埋在花园里的一万金币被偷后，他痛哭流涕，几乎想以身殉钱。他闹翻了天，把家里所有的人都看成贼，要求开动国家的一切统治机器，替他找回他的“命根子”。莫里哀很出色地用喜剧夸张的手法，把阿尔巴贡的吝啬性格烘托出来。
莫里哀是位喜剧大师，但是他的死却是一场悲剧。为了维持剧团开支，他不得不带病参加演出。1673年，在演完《没病找病》最后一幕以后，莫里哀咯血倒下，当晚就逝世了，终年51岁。由于教会的阻挠，他的葬礼冷冷清清。
法兰西诗神雨果
雨果将《悲惨世界》的手稿寄给了后，过了一段时间还没有回音。于是就给去了一封信，内容只写了：“?——雨果。”
很快，他就收到一封的回信，内容也只有：“!——编辑室。”过了不久，轰动世界的《悲惨世界》便与读者见面了。这两封信，被称为“世界上最短的信”。两个标点符号，把他们之间要表达的意思完全表达出来了，这不能不使人拍案叫绝。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雨果至今仍然享有极高的声誉，在法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一生几乎跨越整个19世纪，他的文学生涯达60年之久，创作力经久不衰。他的浪漫主义小说精彩动人，雄浑有力，对读者具有永久的魅力。
雨果1802年生于法国南部的欠尚松城。祖父是木匠，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军官，曾被拿破仑的哥哥西班牙王约瑟夫·波拿巴授予将军衔，是这位国王的亲信重臣。
雨果在中学时代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他的文学活动是从他为《文学保守派》杂志写稿开始的。由于家庭的影响，雨果最初的诗歌大都歌颂保王主义和宗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伊斯兰特》获得了小说家诺蒂埃的赞赏。与诺蒂埃的结缘，促使雨果开始转向浪漫主义并逐渐成为浪漫派的首领。1827年雨果为自己的剧本《克伦威尔》写了长篇序言，即著名的浪漫派文艺宣言。在序言中雨果反对古典主义的艺术观点，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坚持不要公式化地而是具体地表现情节。他特别宣扬了真善美与伪恶丑对照的原则。这篇序言在法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浪漫主义是法国19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雨果以他的剧本打破了古典主义戏剧用理性压制感情，只歌颂王公贵族的清规戒律，提出了将滑稽丑怪与崇高优美进行对照的审美原则，使爱情压倒了理性，最终推翻了古典主义的统治地位。他的浪漫剧《欧那尼》在1830年上演的时候，拥护古典主义和支持浪漫主义的两派观众在剧院里大打出手，史称“欧那尼事件”，这就是浪漫主义战胜古典主义的标志，27岁的雨果也因此成为浪漫主义的领袖。此后浪漫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分化，产生了巴尔扎克、司汤达、左拉等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可以说，他们所代表的流派都是由浪漫主义派生出来的，而如果没有雨果和他领导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是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的。
雨果创作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他的作品配合了现实的政治斗争。
雨果早期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叙述的是一个发生在15世纪的巴黎的故事。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在街头卖艺，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对她心存邪念，指使圣母院里奇丑的撞钟人卡西莫多劫持了她，结果她被弓箭队队长费比斯救出，并且成了他的情人。弗罗洛出于嫉妒，乘他们幽会时刺伤了费比斯，并且嫁祸于爱斯梅拉达，使她被判处死刑。卡西莫多对爱斯梅拉达怀着爱慕之情，在行刑时把她抢救到圣母院里藏在钟楼上。弗罗洛在再次威逼爱斯梅拉达遭到拒绝后，把她交给官兵去行刑。卡西莫多出于义愤，把弗罗洛从钟楼顶上推下来摔死，自己抱着爱斯梅拉达的尸体逃入墓地自尽。小说在政治上揭露了天主教会的虚伪和黑暗，抨击了封建司法制度的不公和残酷;在艺术上则集中体现了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弗罗洛心如蛇蝎，而外形丑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却善良高尚，人物性格的夸张充分显示出浪漫主义的色彩。
雨果后期的作品与现实的结合更加紧密。拿破仑第三复辟以后，他被迫在国外流亡了19年，在流亡期间写出了《小拿破仑》等珍贵檄文，以及《惩罚集》、《凶年集》等气势恢宏、感情奔放的动人诗篇，吹响了反对专制统治、歌颂光明和进步的斗争号角，从而成为法兰西不朽的民族诗人。而他历时16年才完成的巨著《悲惨世界》，则完全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人公冉阿让由于偷了一片面包而在牢里被关了19年，出狱后在宽大为怀的卞福汝主教的感化下改过自新，改名为马德兰。他发财致富后乐善好施，当上了市长，并且拯救了沦为妓女的女工芳汀。这时警方断定一个小偷就是冉阿让，他为了不连累别人就挺身而出，在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后被捕，芳汀因此惊吓而死。后来冉阿让利用抢救一个海员的机会假装坠海死去，在经历了无数苦难之后，他终于把芳汀的私生女柯赛特抚养成人。小说通过对穷人苦难的真实描绘，对社会的黑暗和司法的不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宣扬了仁慈博爱可以杜绝罪恶和拯救人类的人道主义思想。正如他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羸弱——还不能全部解决，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穷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正因为如此，《悲惨世界》才堪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才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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