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一生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杂文、游记、戏剧、小品。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描写劳资矛盾的长篇代表作《艰难时代》和描写1789年法国革命的另一篇代表作《双城记》。前者展示了工业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描写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并批判了为资本家剥削辩护的自由竞争原则和功利主义学说。后者以法国贵族的荒淫残暴、人民群众的重重苦难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威力，来影射当时的英国社会现实，预示这场“可怕的大火”也将在英国重演。其他作品有《雾都孤儿》、《老古玩店》、《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和《远大前程》等等。
狄更斯生活在英国由半封建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其作品广泛而深刻地描写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鲜明而生动地刻画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形象，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揭露批判，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及其反抗斗争给以同情和支持。但狄更斯主观上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不仅不能理解，而且是反对的。他同情工人，却不同情工人的革命。他是一个阶级调和论者。他幻想可以用道德和教育把那些残酷的剥削者改造过来，幻想可以依靠好心肠的人的施舍，来消除世界上的贫富悬殊。他揭发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却不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憎恨金钱对人类灵魂的统治，但是找不到为什么金钱会变成全能上帝的原因。他始终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一方面具有深切而有力的批判、揭发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含有不少的消极因素。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
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是挪威人民引以自豪的戏剧大师、欧洲近代戏剧新纪元的开创者，他在戏剧史上享有同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一样不朽的声誉。
易卜生的父亲本是木材商人，在他幼年时破了产，这为造就一位天才开了绿灯。易卜生15岁开始自谋生路，在药房里当学徒。工作余暇，经常阅读莎士比亚、歌德、拜伦的作品，随后自己也动手写诗，写剧本，并学习拉丁文。六年艰苦的学徒生活，磨炼了他的斗争精神，同时也培育了他的创作兴趣，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个重要阶段。
1850年，易卜生前往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参加医科大学入学考试。因希腊文、数学和拉丁口语成绩不佳，未被录取。在席卷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洪流的激荡下，易卜生结交了文艺界的一些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朋友，积极地为《工人协会报》等刊物撰稿，参加了挪威社会主义者马尔库斯·特兰内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并和两位朋友合作，出版讽刺周刊《安德里妈纳》。他还以《觉醒吧，斯约的纳维亚人》为题，写了一组十四行诗，号召挪威和瑞典共同出兵支援丹麦，抗击普鲁士侵略者。他在第一部历史剧《卡提利那》中，一翻旧案，把罗马历史上的“叛徒”写成一个为维护公民自由而斗争的优秀人物。剧本既反映了1848年的革命，也表现了他个人的反抗精神。这个剧本由他的一位朋友集资出版。1851年秋，他为卑尔根剧院创作了一首序曲，得到剧院创办人的赏识，被聘为寄宿剧作家，兼任编导，约定每年创作一部新剧本。1852年，他奉派去丹麦和德国各地剧院参观。他在卑尔根剧院创作的剧本有《仲夏之夜》、《勇士之墓》、《埃斯特罗的英格夫人》、《索尔豪格的宴会》、《奥拉夫·利列克朗》。这期间易卜生参加编导的剧本不少于145部。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实践经验，可以和莎士比亚、莫里哀媲美。
从为卑尔根剧院创作剧本起，具有叛逆性的主人公及其有害的情妇这类主题终其一生吸引了易卜生。可是，当易卜生终于在戏剧方面崭露头角，有资格经常在卑尔根剧院里自编自导，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种苦恼之中。他既要考虑空洞而虚伪的传统，又要顾及无聊而缺少鉴赏力的观众。幸亏剧院及时倒闭，易卜生下定决心移居意大利，这一流亡就是27年，晚年才回奥斯陆。包括《彼尔·金特》、《玩偶之家》在内的代表作就是在流亡期间完成并上演的。易卜生使欧洲戏剧从为人们提供消遣和玩物的状态中摆脱出来，重新恢复到古希腊那样，即成为对灵魂进行裁决的有力工具，从而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无所不有或一无所有。”
易卜生一生共写了20多部剧作，除早期那些浪漫抒情诗剧外，主要是现实主义的散文剧，即话剧。这些散文剧大都以习见而又重大的社会问题为题材，通常被称为“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和《人民公敌》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
易卜生的整个创作生涯恰值19世纪后半叶。在他的笔下，欧洲资产阶级的形象比在莎士比亚、莫里哀笔下显得更腐烂、更丑恶，也更令人憎恨，这是很自然的。他的犀利的笔锋饱含着愤激的热情，戳穿了资产阶级在道德、法律、宗教、教育以及家庭关系多方面的假面具，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荒谬。《玩偶之家》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婚姻关系、对于资产阶级的男权中心思想的一篇义正辞严的控诉书。
《玩偶之家》女主人娜拉表面上是一个未经世故开凿的青年妇女，一贯被人唤做“小鸟儿”、“小松鼠儿”，实际上她性格善良而坚强，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负重，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她因挽救丈夫的生命，曾经瞒着他向人借了一笔债;同时想给垂危的父亲省却烦恼，又冒名签了一个字。就是由于这件合情合理的行为，资产阶级的“不讲理的法律”却逼得她走投无路。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之后，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济、承担危局的时刻，她却发现自己为之做出牺牲的丈夫竟是一个虚伪而卑劣的市侩。她终于觉醒过来，认识到自己婚前不过是父亲的玩偶，婚后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从来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于是，她毅然决然抛弃丈夫和孩子，从囚笼似的家庭出走了。
但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这是话剧读者历来关心的一个问题。易卜生出生于一个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家，周围弥漫着小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以妥协、投机为能事的市侩气息。对这一类庸俗、虚伪的政治和政治家，他是深恶痛绝的，甚至如他自己所说，不惜与之“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但是，这里也相应地产生了挪威小资产者易卜生的悲观主义，而它不能真正使娜拉得到解放。娜拉要真正解放自己，当然不能一走了之。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在经济上独立。娜拉在觉醒之前所以受制于海尔茂，正由于海尔茂首先在经济上统治了她。因此，娜拉要挣脱海尔茂的控制，决不能单凭一点反叛精神，而必须首先在经济上争取独立的人格。她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妇女的解放，必须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彻底变革为前提。她所梦想的“奇迹中的奇迹”，即她和海尔茂都“改变到咱们在一起儿过日子真正像夫妻”，也只有在通过改造社会环境而改造人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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