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爸爸总算开始准备行装。这么多书是带不了啦。只能选几本重要的。铺盖衣服是必须带的。还有……啊呀,还有钱,那可是出门最重要的。爸爸在《辞缘缘堂》一文中说:
这晚上检点行物,发现走路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准备:除了几张用不得的公司银行存票外,家里所余的只有数十元现款,奈何奈何!六个孩子说:“我们有。”他们把每年生日我所送给的红纸包通通打开,凑得四百余元。其中有数十元硬币,我嫌笨重,给了雪雪。其余钞票共得四百元。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每逢儿童生日,送他一个红纸包,上写“长命康乐”四个字,内封银数如其岁数。他们得了,照例不拆。不料今日一齐拆开,充作逃难之费!又不料积成了这样可观的一个数目!我真糊涂:家累如此,时局如彼,余不趁早领出些存款以备万一,直待仓皇出走时才计议及此。幸有这笔意外之款,维持了逃难初步,侥幸之至!平生有轻财之习,这种侥幸势将长养我这习性,永不肯改了。
次日,值得纪念的1937年11月21日,上午染坊店的阿康师傅从石门镇奔来,说缘缘堂门口已架了机枪,木场桥堍摆起了大炮,听说桐乡已经开火了。(阿康后来在梅纱弄里碰着日寇,被刺死于刺刀之下。)大人们整理了行物,凡不易带而且可以不用的,通通分送了村人,只带两担铺盖、一只箱子。下午,丙伯的船开到。我家除父母和六子女外,加上满娘和外婆,共十人。平伯同行。还有染坊店的章桂,爸爸喜其年轻干练,征得他本人和他父亲的同意,也一起走。我事后听章桂哥说,他爸爸给他20元供逃亡用。那时候20元是个大数目,难为老人家省出来给儿子。章桂哥把它珍藏在鞋底。可是一路奔波,竟把这来之不易的20元踩成了模糊不清的碎屑。
怀着痛心的惜别情绪,我们离开了南圣浜,往四五公里以外丙伯的家乡悦鸿村进发,开始了行程数千里、长达九年的流亡生活。
那时我们几个孩子什么也不懂,只觉得很好玩:经常换地方,看到新鲜的东西,美丽的风景。一路生活虽然苦些,但小孩似乎适应性强,不在乎。
在潇潇暮雨中,傍晚船到了悦鸿村。这么多人都在丙伯家吃晚饭。丙伯的父亲有两个都已成家的儿子,决定留下长子一家,让丙伯一家三口跟我们走。那天我们这么多人竟还在他家睡了几小时。半夜起身,丙婶妈把钞票缝在孩子的棉衣领里、背心里和袖子里了。他家又为我们办了两桌半夜饭,15人匆匆上船。
之所以半夜开船,当然是为了安全。但天总是要亮的,而且这一天偏偏大晴。北方传来隆隆之声。担心敌机来扫射,上午就在一棵大树下停泊了。我们上岸走走。岸上有一座白云庵,庵里一位老太太正在灶间里煮芋艿。爸爸给她些钱,托她煮了一些芋艿作为早饭充饥。
前面那首逃难诗,中间记不起来,后面又记起了一段:
……幸遇张连长。……平伯丙伯来,逃难共商量。
忙派超三伯,送信×××。……船到悦鸿村,半夜闹一场。
松下房栊静,满室×月光。……连夜×点心,忙碌到五更。
鸡蛋一大篮,粽子十八双。……庵里吃芋艿,濮院炮声响。
我们吃那芋艿,觉得比什么都香。下午不得不上了船,继续往塘栖进发。路上碰到对面开来的兵船拉夫。虽然是自己国家的兵,我们也吓得要命。丙伯船的一个小名叫“丫头”的摇船壮汉被他们硬拉了去,说好摇30里放他回来。爸爸觉得对不起“丫头”,便和他约定在塘栖等他。船继续往前开。
后来据章桂哥说,船到新市,爸爸想出个好主意,上岸去买了一套军装,还是有斜拉皮带的,让20岁的章桂哥穿上,站在船头。这一招还真管用。前面来的兵船见有“长官”站在船头,谁敢再来拉夫。两船匆匆而过,也看不清这个“长官”是没肩章的。这一路到塘栖都平安无事。可是到了塘栖,看见所有的商店都变成了兵营。我们不敢在这里等“丫头”,只能往前开了。爸爸觉得对不起“丫头”,请船人带去加倍的工资给他。可是谁又知道“丫头”终于是否能回到家里芽选
半夜,船到杭州的拱宸桥。大家肚子饿了,船上可以煮饭,但有饭没菜。幸亏丙婶妈在枕头里装满了一袋青烘豆。于是用青烘豆加了船上的酱油下饭,吃得津津有味。“饥者易为食”,但青烘豆浸酱油其实本来就是一道美味的菜肴。如今,每到秋间毛豆出地时,我就能从故乡弄到青烘豆,隔天浸好酱油,吃起来较软,就像“酱豆”一样。“酱豆”现早已失传。但我自制的酱油浸烘豆,不仅成为我自己的美味粥菜,亲友们知道后也都纷纷仿效。谁又知道这办法竟源出于逃难时拱宸桥的一顿半夜饭!
爸爸吃了半夜饭,上岸打听,形势已很紧张,桐乡的日寇正在杀人放火。汽车哪里叫得着!只能步行。要步行,必须再一次精简行李。这么多人本来就只带了两担铺盖、一只皮箱。再怎么精简呀?但现在精简出来的东西还可以交船人带回悦鸿村,不致抛弃路旁。于是,大人们动起手来。从皮箱里拣出了一些必需品,把皮箱交给了摇船的人带回去。爸爸叫大家再睡一会,以便次日赶路。自己却睡不着。他在《桐庐负暄》一文中写道:
我想起了包裹里还有一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和月前在缘缘堂时根据了此书而作《漫画日本侵华史》的草稿。我觉得这东西有危险性。万一明天早晨敌人追上了我,搜出这东西,船里的人都没命。我自己一死是应得的,其他的老幼十余人何辜?想到这里,睡梦中仿佛看见了魔鬼群的姿态和修罗场的状况,突然惊醒,暗中伸手向包裹中摸索,把那书和那画稿拉出来,用电筒验明正身,“东”的一声,似乎一拳打在我的心上,疼痛不已。我从来没有抛弃自己的画稿。这曾经我几番的考证、几番的构图、几番的推敲,不知堆积着多少心血,如今尽付东流了!但愿它顺流而东,流到我的故乡,生根在缘缘堂畔的木场桥边,一部分化作无数鱼雷,驱逐一切妖魔;一部分开作无数自由花,重新妆点江南的佳丽。我坐着蒙眬就睡,但听见船舱里的孩子们叫喊。有的说胸部压痛了,有的说脚扯不出了,有的哭着说没处睡觉。他们也是坐着互相枕藉而就睡的,这时吃不消而叫喊了。满哥被他们喊醒,略为安排,同时如泣如诉地叫道:“这群孩子生得命苦!”其声调极有类于曼殊大师受戒时赞礼僧所发的“悲紧”之声,在后半夜的荒寂的水面上散布了无限的阴气。我又不能入睡了。
清晨五点,大家带了精选的两担行李上岸。好容易找到两个人挑了。轻物由各人手提。还有两个被包,包内有两条最上等的丝绵被和几件较新的衣服,再也带不动,爸爸擅自把它们放弃在船里了。以后每逢冬天就惋惜,妈妈甚至埋怨爸爸太孟浪,蛮好再努力去找第三个挑夫的。但爸爸肩负着一家和亲戚十余口的存亡,但求平安无事,哪里还顾得上这些!事后得知丙伯家在地方沦陷后又遭盗劫,我们寄存的东西都被抢走,交船户带回的东西等于抛弃路旁。大家就更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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