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岗园蜈蚣很多，而且很大。有一次妈妈在花园里收衣服，一条蜈蚣竟爬进她衣服里面，她觉得胸前冷冰冰的，用力一抖，抖出一条大蜈蚣来。我也曾受蜈蚣青睐。有一次在吃晚饭时，我头顶“啪”的一声响，我本能地把头往旁边侧了一下，一条二三十厘米长的蜈蚣从我头上掉到了地上。它显然是在天花板上爬不动才掉下来的。我中了“头彩”。我们都怕蜈蚣，但爸爸还要在墙上画一条大蜈蚣来给我们看，真是触目惊心!
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在龙岗园时请了浙大的学生周家驹来给姐姐哥哥们补理科，他自己教文科。我和元草哥也有幸受到爸爸亲自教我们礼仪。至今我只记得“户外有二屦，言闻声则入，不闻声则不入”这几句。还有例如给客人端茶，要用两只手端。如另一只手不方便，必须对客人说“对不起，我用一只手”。
教课总是在户外竹林下教。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简单家具，爸爸和大孩的房里也有了一张桌子。大家坐在开明书店的箱包上，傍着桌子在油灯下做功课。有时去马一浮先生留下的燕山村(后由王星贤先生居住)跟一位姓丘的女家庭教师学习。王星贤先生也教过兄姐们英文。
空袭警报时时有。起初大家只是在花园里岩石边躲躲。但有一次继空袭警报后马上发出紧急警报，而且敌机真的来投弹了。大家钻进岩石下的缝阙中卧倒。幸而无恙。警报解除走出缝阙时，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压死了一只癞蛤蟆。
警报太多了，我们成了惊弓之鸟。有一次街上的一排排地摊中有一人打算回家了，收起地摊，旁边的人以为警报来了，也一一跟着收摊。顿时居民也纷纷逃警报。还有一人呼唤其孩“金宝!金宝!”大家当作警报，连忙逃跑。
此后宜山又有一次警报，倒是真的。软姐抱着新枚跟爸爸满娘往野外跑，我也跟了去。遇到浙大七八个教师，一起来到一块“V”字形的岩石旁。岩石中间有很大的缝阙，但内有黄蜂窝，我们起初不敢进缝阙。但紧急警报来了，我们只好进去。缝阙中人多，爸爸便出来，一人卧倒在岩石的旁边地上。九架敌机来回四次投弹共百余枚。地面震动。爸爸说，这是他从抗战以来最大一次受惊吓。
警报解除后，我们入城看被炸情况，知死伤六七人。公园中死的二人全是出于无知：旁边有沟而不躲。我看见其中一人虽已死，但他那跪倒在地以手搭凉棚的姿势，给我印象很深。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死法。回家后一直想着这件事。晚上睡在双层床的上铺时，不知背朝里好还是朝外好：朝外怕一睁眼就看见那模样;朝里怕背后那鬼来袭。第二天我把这种心情讲给家里人听，却被爸爸大骂一顿，说长这么大还那么胆小!爸爸从来没有这么凶骂过我。估计他是把国仇家恨都发泄出来了。
爸爸的这幅画，生动真实的反映了抗战时学生上课的背景
事后，爸爸有《宜山遇炸记》一文记其事。他在文中愤慨地说：
这一晚，我不胜委屈之情。我觉得“空袭”这一种杀人办法，太无人道。“盗亦有道”，则“杀亦有道”。大家在平地上，你杀过来，我逃。我逃不脱，被你杀死。这样的杀，在杀的世界中还有道理可说，死也死得情愿。如今从上面杀来，在下面逃命，杀的稳占优势，逃的稳是吃亏。死的事体还在其次，这种人道上的不平，和感情上的委屈，实在非人所能忍受!我一定要想个办法，使空中杀人者对我无可奈何，使我不再受此种委屈。
次日，我有办法了。吃过早饭，约了家里几个同志，携带着书物及点心，自动入山，走到四里外的九龙岩，坐在那大岩洞口读书。
逍遥一天，傍晚回家。我根本不知道有无警报了。这样的生活，继续月余，我果然不再受那种委屈。……
家里分两派：“胆小派”和“胆大派”。爸爸、满娘属胆小派，几个大孩子并不一定胆小，但跟惯了爸爸，也就一起跟着去逃警报。恩狗由他们抱走。妈妈一向属于“胆大派”，也许她是为了陪伴走不动的外婆。我和元草哥也总跟着妈妈留在家里。
我虽属“胆大派”，大概出于好奇心，也跟“胆小派”们去过九龙岩。他们抬着一锅稀饭，带着点心和书，以及被单布、尿布等，一路分几个休息点，轮流抱新枚。
六十年后我和宝姐再度去宜山的那回，龙岗园虽已不存，但那条溪水还在。宝姐指给我看她洗衣服时曾掉下水去的地方。我们靠当地政府和一位叫马玲的女企业家的帮助，也寻访了九龙岩，但已荒芜不堪，杂草丛生。他们带我们上去，马玲女士的丝袜也被草丛钩破了。九龙岩的洞内有了几个坟墓，据说因为这里风水好。我深深地感谢这里庇护了一代艺术家，使他远离敌机的侵袭。
却说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二十天，终非长久之计，而时局未见好转，于是爸爸应学生欧同旺的邀请，把我们老幼6人送往宜山西北的思恩(今名环江)他大伯欧湘波家，自己和16岁以上的三女一男留在宜山开明的租房里。教书的仍教书，读书的仍读书。
我们到了思恩，住在欧湘波家名叫“榴园”的一座小楼上。六十年后我和宝姐也去过思恩。有缘遇到一位妇女知道当年欧家的情况，便带我们去当年的“榴园”。那里已成为一个建筑工地，不过我们还是认出了那间用跳板架在灰堆上方的大厕所的原址。
那年爸爸一到思恩，第二天腿部就患横痃块。幸得欧同旺介绍一位山农，有祖传秘方，识山中草药，对跌打损伤有药到病除的功效。没多久果然痊愈了。爸爸有《病中日记》(1939年9月8日至14日)记其事。
爸爸腿愈即回宜山。但时局越来越紧张。敌军在南宁登陆，向西北进攻宾阳。浙大在我们一家未到宜山时就曾打算迁云南，这时正商讨学校迁往何处，宾阳竟沦陷了!来不急组织迁校，只好“大难到头各自飞”，以贵州都匀为集合点。于是爸爸又要带领我们这支庞大的队伍继续逃难了。
“艺术的逃难”
这次逃难比以前困难的一点是我们家属分居两地。爸爸必须先设法叫我们思恩的人来到傍公路的德胜镇，等他们从宜山雇车经德胜载我们。那时通讯远非现在可比。我不记得爸爸给谁打了长途电话通知我们，那时一般私人家是没有电话的呀。反正我们连夜准备行装，打好铺盖，等待次日一早出发。
说起打铺盖，对我们孩子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大人们先把一大块油布放在地上，然后一条条被褥平铺上去，那时我们就可以脱了鞋子到上面去打几个滚。大人们自然要喝住我们。然后他们把油布从左右向内折一下，再从头上往前卷。这时我们也可上前去“帮助”，其实是越帮越忙。
全靠爸爸的朋友吴载之的帮助，次日雇了两顶“滑竿”，给外婆和怀抱新枚的妈妈坐，其余人步行三四十华里，在吴载之先生的护送下来到了德胜。我们就住在爸爸送我们来思恩时住过的那家小客栈。次日持行李去公路旁的汽车站等候他们的车子经过。满以为车子马上就会来，岂料“过尽千帆皆不是”。我们只好又回小客栈住一夜。第二天早上再来，仍然等不到。晚上，我们已经睡下的时候，爸爸忽然来了!但只有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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