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两次访梅，均有文记载其事。在1961年梅先生逝世和逝世周年纪念时，也都写了纪念文章。为同一个人写了4篇，这在爸爸的文字生涯中是很难得的事。
弟子胡治均
胡治均先生是浙江镇海人，出生于1921年。因家境贫寒，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来上海“学生意”(即当学徒)。他在读小学时就看到我爸爸的《护生画集》，深受感动。后来又读了《子恺漫画》、《缘缘堂随笔》等书，成了忠实读者和私淑弟子。他一直盼望能见到慕名已久的作者。
1947年春，他在上海觉林素菜馆对着墙上挂的爸爸的画看得出神，一位素不相识的觉林职工拍拍他的肩膀和他聊了起来。知道他热爱丰画，表示愿意引荐去见作者本人。不久，爸爸带着我从杭州来上海，那位职工和爸爸约定了时间，便让胡先生到我们下榻的振华旅馆见面。爸爸十分热情地接待他，并约他以后到上海时每次都来振华旅馆相会。
就在这一年冬天，胡先生写信到杭州，请求爸爸收他为弟子。12月12日他收到爸爸复信，大意说：
仁弟读书不多，为人忠厚，而好文爱学，颇有慧根。仆忝长一日，愿为师弟之交。
爸爸还托开明书店、万叶书店寄给他好几本自己的着作，还送他一幅四尺中堂《双松图》，题的是“门前双松，终岁青葱，不识衰荣。”跋曰：
此画作于重庆，因爱双松之姿，收为缘缘堂自藏，今赠与新相知治均仁弟作永念。
可惜此大画及接受他拜师的信均毁于“文革”，令胡先生十分痛心。
胡先生认识了我爸爸后，曾提出要学画，爸爸却回答他说：“学画要有天才，当上画家能有几人，想要用画画挣饭吃，更不容易。”又说：“只要人品正，行为正，不会作诗亦有诗，不会作画亦有美。”
胡先生出于爱好，便私下偷偷临摹。
1948年爸爸带我和宝姐一起来上海，胡先生请我们到他那简陋的三层阁家里去吃饭。我们登上一节扶梯，转弯处总有一只煤球炉子。我们十分艰难地从一个个炉子旁经过，才进入他家狭小的三层阁内。
爸爸应约寄给报刊的画，都关照用毕退回原稿，把原搞送给胡先生。如此积累下来，有300幅之多。胡先生原是上海供电局的干部，只因在“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便降职担任抄火表的工作。“文革”中自然躲不过批斗抄家，300幅画绝大部分都损失了。1969年春，他的“问题”审查结束，便来看望尚未“解放”的爸爸。他失声痛哭地诉说画幅受损失的事。爸爸安慰他说：
“不要难过。这样的大劫大难，谁有本事逃得过!只要人不死，就是大幸。……老舍被他们逼死了，你听说吗?死了就完了!我们不能去死。我不死，还有手，我会给你再画的。”
从此，每次胡先生来，爸爸总有画送给他，从不间断。画越积越多。到1971年秋，爸爸题“敝帚自珍”文字一页，作为这一批画的总称。其中有语曰：
……交爱我者藏之。今生画缘尽于此矣。
《敝帚自珍》共画4套。3套都是给家属，一套给弟子胡治均。
爸爸去世后，1981年7月1日，胡先生为祝贺党诞生60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他自己所作《献寿图》一幅，俨然是丰画的风格。
1982年我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丰子恺传》(次年2月出版)。为了集思广益，我请宝姐、先姐、元草哥以及潘文彦、胡治均二位先生一同参加撰写。胡先生当时交给我《振华旅馆》一文供我编入传记中。如今我再读此文，发现其中有一段写爸爸的内容，我竟已忘了个干净。今抄录如下与读者共享：
1947年旧历9月是丰子恺先生的老师———弘一法师逝世5周年，也是丰先生的另一位老师夏丏尊先生逝世一年多的时候。就在这年春，丰先生趁在沪机会，与开明书店的几位老友，发起为两位前辈举办纪念会。他们决定在今年秋凉，假上海玉佛寺的一个厅堂，展出两位老人的遗墨、遗作和遗物，以志追悼。确定之后，丰先生在回杭州之前与我相约，秋凉之后，再在这个振华旅馆相会。
秋凉，纪念会如期开了，但是丰子恺先生未能参加。这是因为这年旧历九月二十六日，恰巧是丰先生自己50诞辰。他写信告诉我，略谓：杭州亲友，借了里西湖的新新旅馆，一定要为他祝寿。他无法推辞。信中说：“其实五十非寿，六十方称下寿……然亲友盛意难拂，藉此以叙旧耳。”他信中还告诉我，他收藏的遗物、纪念品，已派专人送到上海开明书店。纪念之事，全拜托叶圣陶先生主持了，并介绍我去见叶圣陶先生。
叶圣陶先生等开明书店同人，闻知丰先生50寿辰，同时在上海也发起一个为丰氏贺寿活动。这个活动可说是简单朴素，又是风雅别致。朋友中有作诗的，有填词的，也有随便说几句恰如其分的祝词，各人把自己的作品，亲笔写在一本装裱精致的册页折子上。写齐之后寄给在杭州的丰子恺先生。这份礼物确也别出心裁，是一件可贵的纪念物。我见过这本折子，并抄录了几则，记得：
叶圣陶的贺诗：
何以为君寿，吟诗博上娱。声名周海内，啸傲对西湖。
崇佛情非佞，爱人德不孤。巴山怀昔醉，此乐欲重图。
郑振铎写道：
我国画家专长多，子恺以菩萨心作觉世画，五十之年固事业之方始也。
傅彬然题曰：
以艺术手腕，显菩萨心肠。
周振甫的七绝：
百年事业今方半，已使儿童识姓名。小品法传重海外，悠然风度仰渊明。
此外，还有周予同、章锡琛、徐调孚等诸友，都有诗文为贺。老友们的贺诗，恰如其分地为子恺翁作了写照。
在台湾56天
开明书店的负责人章雪村(锡琛)先生要去台湾看看开明的台湾分店，约爸爸同去。那年暑假，我正好从艺专毕业，章先生也是带家属同行的，于是爸爸就带了我于1948年9月8日离开杭州，是爸爸的好友《浙赣路讯报》编辑部副主任舒国华先生的小汽车送我们上火车站的。那时，大陆政治日渐腐败：横征暴敛，贪污舞弊，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家里几乎每天都要为开门七件事费尽心机。家里人多事杂，不胜烦恼。爸爸倒有意去看看刚收复不久的宝岛台湾，是否宜于安家。当然还打算在台湾开个画展，以补贴天天涨价的昂贵的油盐柴米的开支。我们在上海会合了章先生一家。
此次台湾之行，后来曾被人误解以为他怕解放才“逃”到台湾去，真是无稽之谈。
爸爸笔下曾画了那么多同情劳动人民的画，怎么会怕解放军来解放劳动人民呢!再说，那时离解放还有一年，爸爸在政治上哪有这种敏感。他在抗战时期十分关心时事，经常看报;太平时期我看他沉湎在艺术中，不那么过问政治，甚至不大看报了。爸爸去台湾的缘由，就是上面所说的，想换个环境。可是到了台湾以后发现台湾没有他喜欢喝的黄酒，只有米酒、红露酒，他喝不惯。酒是他的命根子，于是就离开了台湾。这是后话。
52书库推荐浏览： 丰一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