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个时期，有一次，在上海的画家和来自解放区的画家在中华学谊社开会。我陪爸爸去参加。先是由解放区的画家介绍他们从事革命美术工作的情况。然后，大概出于对老前辈的尊敬，会议主持人请爸爸上去讲话。爸爸先是讲了几句要向解放区同志学习，努力为工农兵服务等话。然后说，各位讲的话自己因为没有实践经验，讲不出，只能谈点自己的感想。接下去爸爸说了些什么，其实我都听见。但我记性不好，这里借引别人给我的信里的一番话，更为详尽：
他认为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梅兰竹菊四君子今后还是要画的，因为工农兵劳累了一天，看到它多少可以消除疲劳。说到这里，他指着桌上的一瓶花说：就像今天开会也摆上一瓶花一样。就好比一个拳头，反映工农兵是前面四根手指，是主要的。梅兰竹菊虽是小指，但它还是需要的。丰子恺的这番话即使在当时无疑也是正确的，老艺术家是在很负责地提醒大家。不料连这极简单的道理，一些美术家也接受不了，当即就对他提出了猛烈的批评。这个结果是丰子恺不曾料到的，他很受震动，像被浇了一盆凉水。……
我和爸爸并坐在一起，回过头去，只见爸爸脸涨得通红，嘴唇微微颤抖。
就这样，爸爸的积极性被挫伤了。但他并没有消极下去。他知道这只是几个观点极左的人一时的兴风作浪。他还是要按自己能力所及为新中国服务。
爸爸先是画了《绘画鲁迅小说》交万叶书店出版。后来选择了翻译这条路。他自学俄文，译出了不少当时十分需要的中小学图画音乐参考书，也译了俄罗斯古典文学着作。
苦学俄文
说起爸爸学俄文，可真神!我见过别人一旦决心要学外文，便把这门外文的学习书全买来，置于书架上，别人看起来真壮观，实际上只学了一点点就废弃了。
爸爸却只买了一本小书。那时我们已离开邻园村。由于开明书店迁北京改组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昔日的开明老板章雪村先生全家北上，就把四马路(今福州路)671弄7号的房子连同家具无条件让给我们安身。我们于1950年1月23日迁入。那房子的边门就对着国际书店的后门，买外文书非常方便。爸爸买来一本日文版的《俄语一月通》，全书一共只有30课，按规定是一天学一课，而爸爸往往一天学几课，很快就把这本书学完了。爸爸在日本时虽然也学过一点俄文，毕竟生疏了。如今以53岁的年龄从头学起，速度如此之快，令人吃惊。
我们兄弟姊妹没人能继承爸爸的艺术，却有好几个人继承了他的外文：首先是恩狗，英、日、俄、德、法文都懂;华瞻哥和宝姐都是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除了主语英文外，还选修第二外文。宝姐选修法文，1971年曾被译文出版社派出去编《法汉字典》，后来又自学俄文和日文;先姐除了教语文外，也教过英文;软姐从英文译过数学教材;元草哥长期在出版社工作，自然常要接触英文。
关于学外文，爸爸在《我的苦学经验》一文中曾说：
语言文字，只不过是求学问的一种工具，不是学问的本身。学些工具都要拖长许多的时日，此生还来得及研究几许学问呢?
学外语最难攻的是文学作品，于是他不读别的，专拣文学原着来死啃。起初选读高尔基短篇小说的中俄文对照本来读;后来又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原着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原着。两部书同时并进。那时他还有作画、编书等任务，以及种种社会活动，会议也很多，读俄文原着是利用空余时间。两厚册《战争与和平》原着，花9个月的时间读毕。不久，又读完了《猎人笔记》，并花了5个月5天的时间把它译出，于1952年年底译毕后，交吴朗西先生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1955年国家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采用了这个译本，把它列入“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重新出版。当时因爸爸忙于其他工作，就叫我代他校对一遍，并撰写序言。
那时不像现在一样丰衣足食，而且缺乏健康知识。我家收入也不丰。爸爸那么消耗脑力，却得不到较好的营养。常常头晕，有一次竟在楼上晕倒了。妈妈在楼下，没人知道，最后自己醒了爬起来。据说是脑贫血所致。但他仍然学他的俄文，译他的书。
说起俄文，我的俄文还是在爸爸的鼓励下学起来的呢。我于1949年下半年在3个学校兼任了一学期图画教师后，十分不喜欢这工作。因为图画课不受学生重视，尤其是怀远中学的学生，上图画课就等于休息，可以在教室里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谁来睬我这个21岁的女教师。再说，那时教图画课，是在黑板上画了让学生临摹。我哪里会即兴创作，就是到了现在也还是不会。当时我就在家里靠爸爸的帮助预先在纸上画好了，带两枚图钉去挂在黑板上。有的画压根儿是爸爸代画的(可惜没有保存下来)。这种教法是弄虚作假，毫无事业可言，我不喜欢。所以只教了一学期我就央爸爸替我通过曹辛汉先生介绍到金科小学教语文数学并当级任教师(即班主任)。但他们把学生最吵闹的一班让我教。我既吃粉笔灰又受学生的气，加之和爸爸一样营养跟不上，而且我家所住房子是人口稠密地带，贴邻同样一幢房子就住着13家房客，我们都是生煤球炉子倒马桶的，空气哪里会好。半年下来，1950年暑假校方正要发展我为共青团团员时，我患了肺结核。于是辞去职务，爸爸陪我到杭州那湖边小屋(软姐满娘还住在那里)休养了近两个月之后，回上海继续在家休养。
休养时期没事做，爸爸就勉励我学俄文。开头是他教我。爸爸学俄文是只看不读，所以发音较差。我们去杭州期间，曾请软姐的同事、跟了丈夫王季梁教授入了中国籍的名叫德孟铁的德国人教我们发音。
1951年初，我进了上海俄文专修学校。一年后毕业，插班入中苏友协附设俄文学校(夜校)。还在读俄校期间，钱君匋先生创办的万叶书店让我白天去当编辑、校对兼抄谱。以后又和爸爸合作或自己独立，译了不少苏俄音乐美术文学方面的书。我觉得自己学俄文是对路了。因为有原作者在掌舵，我这译者只要划桨就可以了。这工作符合我只会临摹不会创作的性格。
1953年4月，爸爸受上海市陈毅市长聘请，当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务委员，馆方每月致酬100元。从这时开始，爸爸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生活大大得到改善。
爸爸的好友叶圣陶先生当时担任着北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之职，他鼓励爸爸把苏联的音乐美术教育法多介绍些进来。于是，爸爸和我合译了《中小学图画教育法》、《音乐的基本知识》之类的不少教育参考书。当时正彷徨歧途的美术老师这才敢教学生作写生画了。苏联“老大哥”也是从教写生画着手的，谁敢反对!爸爸从此也开始有了较多的稿费收入。
我还得讲一讲我家住福州路时的三件事：一是华瞻哥本来赴美国留学，新中国建立后，他回到了祖国，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二是元草哥参加抗美援朝去朝鲜了;三是宝姐在厦门认识了她在“双十中学”教英文时的同事杨民望(福建音专毕业在双十中学教音乐的)，一起回上海来结婚。那时结婚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新房是我家朝北的7平方米“亭子间”，就是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小间。没有装修，也没有添任何新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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