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演讲在清华_和弦【完结】(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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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读到一个故事,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军士兵在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登陆,发现了一所房子,上面钉着一块写给美军士兵的牌子,上面说:“美军士兵,这里是一个海洋生物实验室,我们想把这里的标本学交给一位美国科学家,让他继续我们的研究,而不想由于这场战争使这里的东西被破坏。”每当我想到这些,我都会非常感动。而与这种合作精神相反,现在每一个公司的研究人员都以其他公司的研究人员为敌,这是一种科学的对立局限,使得每个地方都持续着内战,而这种状况在严重阻碍着技术的沟通和发展。我想这样的情形不能再继续了。以上是自由软件有别于其他的原因,也是自由软件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目前对自由软件有这样一种看法,如果某些使用者可以自由地获得一个程序,则这个程序对你而言就是自由软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通常一些软件对一些使用者是自由的,但并不是对其他使用者而言。这看上去有些奇怪,我举个例子来说明: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X-Windows,它是MIT的实验人员开发的基于Unix的Windows操作系统,如果你从开发者手中购到X-Windows,则它对你来说是自由软件。但对于其他拿到X-Windows拷贝件的计算机厂商来说,他们使用的是Unix系统,他们将X系统加以改编并融合到自己的Unix上,再分售给购买者,它就受限于这个Unix系统。

  那么出现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况,如果要问X-Windows是否是一种自由软件,答案则取决于你从哪方面考虑。如果你从研发者处购得,你刚享有自由,答案便是肯定的;但如果你从大多数普通的软件使用者角度考虑,答案则是否定的,他们没有享有这种自由,因而X-Windows就不是个自由软件。研发X-Windows的人员的目标是成功的,他们希望X系统被广泛使用,而结果正如所料,X-Windows成为Unix系统下最标准的Wndows操作系统。

  他们认为这很好,但我不那样认为,我们希望的是给予使用者自由。同时我意识到我的软件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我决定找出一种办法,避免此种情形发生。

  我的办法是自由拷贝

  我把这种办法称为CopyLeft办,它是与版权(CopyRight)相对应的说法。我予以你拷贝的自由,并可以制作复本,但你如果发售复本,就要遵守没有再次限制的规则,使任何人可以从你处得到复件,也同时得到许可去做同样的事。软件到何处,自由就随之到何处,并且每个复本的使用者也得到自由。如同在美国的一项法律――不可让予的权力,意思是你无法彻底失去的权力,你不能放弃。自由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失去它,就会变成奴隶,你是不能放弃这种权力的,除非你犯了罪…… 这就是说X-Windows应是所有人能使用的自由软件,每个人都应享有这种不能让与的自由。

  我虽不能让所有的软件都成为自由的,但我可以运用CopyLeft来编我的软件,以给予你们这种自由。CopyLeft与编译程序差不多,要使用CopyLeft必须有一些给定的供给工具。在GNU系统中则是GNU一般公认许可,这是一种特定的法定语言编成的许可,目的是推广自由拷贝(C0pM)。我们还有一些在特定情形下适用特定软件的“自由拷贝”版本,并编写了“自由拷贝”软件操作手册。自由软件分为自由拷贝和不自由拷贝,支持不自由拷贝的人只是不积极,但他们仍很尊重他人的自由。我鼓励你们使用那些不自由拷贝的自由软件或与之合作,而以自由拷贝的策略来编写程序。

  前途是光明的

  我来到中国以后,知道有一些中国公司,他们在分售GNU软件,但没有执行其在GNU公认许可下的责任,对此我表示反对。我鼓励公司出售GNU软件的复本,但他们必须尊重你们的自由。在国际上,许多团体和个人都在分发自由软件,但他们都严格执行GNU公认许可,不遵守这个许可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将被驱出我们的队伍。中国的自由软件公司中,有一些在遵守GNU则公认许可,他们遵守公认的准则,我就支持他们。而对这些不遵守GNU公认许可,不执行GNU许可下应尽责任的公司,我会认为他们是不受欢迎的。我希望你们也和我一样,不要以任何形式与这些公司合作,帮助我完善中国的版权法,并关闭那些公司。

  我们销售X-Windows时,有些人说我赚不到钱,因为别人买了你的软件拷贝,他会再制造拷贝,他将以更低的价格卖给别人,所以你是赚不到钱的。但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尽管我们“违反”了公认的经济规律,但我们却赚到了钱。现在仍然有人购买我的软件,我也从未曾因缺钱而饥饿。现在,自由软件正在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许多自由软件公司专门从事GNU系统上软件的研发工作。还有许多全职或兼职的志愿人员为我们服务。也许自由软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促使人们支持自由软件,为自由软件服务。自由软件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国如何提高在国际上的声音

  罗伯特

  如果一个社会处于事事都得经过政府批准的机制下,尤其是经济活动,就容易导致腐败。

  罗伯特曾于1965―1968年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的记者,他报道了整个的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更重要的是他是新中国建国后周总理于1971年接见的第一批美国三个记者之一。他当时写的周总理接见的报道刊登在当时的《参考消息》上。罗伯特1998年加入《南华早报》以前,他曾长期任职于《华尔街日报》。其间,5年在香港任亚洲版《华尔街日报》的总编,7年在布鲁塞尔任欧洲版《华尔街日报》的总编。1971年,罗伯特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当时他是《华尔街日报》华盛顿特区的外交通讯记者。派驻香港之前,他还在纽约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国际版主编。罗伯特先后就读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他曾在旧金山、纽约、伦敦、香港、华盛顿等地从事新闻工作,阅历十分丰富。

  我是1971年4月到7月在乒乓外交之后,基辛格访问北京之前到中国的,在中国逗留了约一个半月。当时看到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和红卫兵战报。30年后我仍不明白当时的中国,只知道一切都复杂得很。现在我再次来到北京,觉得变化太大了。

  我当了总编辑之后对《南华早报》进行了调查,发现读者普遍反映该报缺乏一种生气和性感(众笑)。我们就准备针对此改进,重新设计了报纸。如果报纸想要有未来和发展,就不能仅仅重视外国读者,而必须能融入香港当地人的生活,必须使报纸能够吸引双语读者――我们试图使报纸能吸引那些不是必须读英语但能够读英语的读者。基本上我们的报纸是一张严肃的新闻类报纸,我们比较重视分析性的言论、社论,同时我们也要扩展对中国的报道,我们将特写版加人更多的是生活性和娱乐性的报道,并且使版面变为彩色,使报纸更好看,增加了体育报道,使报纸既严肃又活泼。

  在香港最主要的和畅销的报纸刊登的都是明星的照片、血腥的谋杀、色情等,但《南华早报》不这样。我们的重点是报道中国,报道经济和商业新闻,以及中国的财经新闻报道。我们努力使我们的英文符合国际标准。我们在中国有3个办事处,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现有5个记者,如果获得中国外交部批准,我们还将增加一个记者。我们还打算搞一个在线的财经信息服务,但是是付费的。我们的读者中有75%~80%来自亚洲地区。我们的付费定户为12万,而根据权威的尼尔森调查报告显示,我们的读者约为30万,这样我们的报纸在香港约排在第四位。我们的读者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职业,并较为富有,较常旅行。我们的新闻部有300人。其中100人是记者,60%是香港人。我们有两个主编来自中国大陆,一个是中国新闻部的主编王江伟(音),他12年前是中国日报的编辑,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来到《南华早报》,另一位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原来是明尼苏达州的新闻学硕士,后来又拿了个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土。她在美国呆了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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