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一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开天辟地》是我们开发的，当看到这个产品能如此广泛的被接受，你会感到死而无憾，自己的价值实现了。
在洪恩你不要告诉我你能做什么，你应该告诉我你比别人强在哪里，你会发觉在某一方面有一点儿是别人赶不上的，那么你就去做这件事情。当新员工来时，先让他们适应一段时间，随意找些杂活来做。这样过了一个阶段，我们就问他对哪一方面感兴趣，适合做什么工作，例如想搞网络，或者是多媒体编程，每个人有自己的特长，然后我们就让他按自己所选择的方向去做。所以说洪恩的每个人都处在他最擅长的位置上。
洪恩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精益求精。我们做一个产品不仅仅是比别人强，更是让自己满意。我们因为自己不满意而砍掉了很多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畅通无阻》、《天问》就是因质量问题生生被砍掉后重做的。精益求精的精神，是我们能够一步步发展的关键。根据一些统计数据，目前国内独立软件销售方面，洪恩仅次于微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洪恩做成一个国际化的企业。
美与物理学
杨振宁
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
杨振宁，安徽省合肥人，1922年8月22日出生。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1944年西南联大研究所毕业，1945年在西南联大附中教学后赴美，1948年夏完成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65年应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托尔邀请筹备创立石溪分校研究部门，1966年离普林斯顿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物理研究所，担任教授至今。
1957年，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学金。他们这项贡献得到极高评价，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里程碑之一。尽管他们早已入了美籍，但也是“美籍华人”，消息传来，中国人无不引以为傲。杨氏也是以曾经接受中国文化的薰陶为自傲的，那年他们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由他代表致辞，最后一段，他说：“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这就是：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19世纪物理学的三项最高成就是热力学、电磁学与统计力学。其中统计力学奠基于麦克斯韦(J.Maxwell,1831-1879)、波耳兹曼(L.Boltzmann,1844-1905)与吉布斯(W.Gibbs,1839-1903)的工作。波耳兹曼曾经说过：一位音乐家在听到几个音节后，即能辨认出莫扎特(Mozart)、贝多芬(Beethoven)或舒伯特(Schubert)的音乐。同样，一位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也能在读了数页文字后辨认出柯西(Cauchy)、高斯(Gauss)、雅可比(Jacobi)、亥姆霍兹(Helmholtz)或克尔期豪夫(Kirchhoff)的工作。对于他的这一段话也许有人会发生疑问：科学是研究事实的，事实就是事实，哪里会有什么风格?关于这一点我曾经有过如下的讨论：
让我们拿物理学来讲吧。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他会形成他自己的风格。
今天我的演讲就是要尝试阐述上面这一段话。我们先从两位著名物理学家的风格讲起。
一、狄拉克
狄拉克(P.Dirac,1902-1984)是20世纪一位大物理学家。关于他的故事很多。譬如：有一次狄拉克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演讲完毕，一位听众站起来说：“我有一个问题请回答：我不懂怎么可以从公式(2)推导出来公式(5)。”狄拉克不答。主持者说：“狄拉克教授，请回答他的问题。”狄拉克说：“他并没有问问题，只说了一句话。”
这个故事所以流传极广是因为它确实描述了狄拉克的一个特点：话不多，而其内含有简单、直接、原始的逻辑性。一旦抓住了他独特的、别人想不到的逻辑，他的文章读起来便很通顺，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狄拉克最了不得的工作是1928年发表的两篇短文，写下了狄拉克方程：
(D)(略)
这个简单的方程式是惊天动地的成就，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对原子结构及分子结构都给予了新的层面和新的极准确的了解。没有这个方程，就没有今天的原子、分子物理学与化学。没有狄拉克引进的观念就不会有今天医院里通用的核磁共振成像(MRI)技术，不过此项技术实在只是狄拉克方程的一项极小的应用。
狄拉克方程“无中生有、石破天惊”地指出为什么电子有“自旋”(spin)，而且为什么“自旋角动量”是1/2而不是整数。初次了解此中奥妙的人都无法不惊叹其为“神来之笔”，是别人无法想到的妙算。当时最负盛名的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看了狄拉克的文章，无法了解狄拉克怎么会想出此神来之笔，于1928年5月3日给泡利(W.Pauli,1900-1958)写了一封信描述了他的烦恼：
为了不持续地被狄拉克所烦扰，我换了一个题目做，得到了一些成果。(按：这成果是另一项重要贡献：磁铁为什么是磁铁。)狄拉克方程之妙处虽然当时立刻被同行所认识，可是它有一项前所未有的特性，叫做“负能”现象，这是大家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狄拉克的文章发表以后三年间关于负能现象有了许多复杂的讨论，最后于1931年狄拉克又大胆提出“反粒子”理论(TheoryofAntiparticles)来解释负能现象。这个理论当时更不为同行所接受，因而流传了许多半羡慕半嘲弄的故事。直到1932年秋安德森(C.D.Anderson,1905-1991)发现了电子的反粒子以后，大家才渐渐认识到反粒子理论又是物理学的另一个里程碑。
20世纪的物理学家中，风格最独特的就数狄拉克了。我曾想把他的文章的风格写下来给我的文、史、艺术方面的朋友们看，始终不知如何下笔。去年偶然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一栏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高适(700―765)在《答侯少府》中的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我非常高兴，觉得用这两句诗来描述狄拉克方程和反粒子理论是再好没有了：一方面狄拉克方程确实包罗万象，而用“出”字描述狄拉克的灵感尤为传神。另一方面，他于1928年以后四年间不顾玻尔(N.Bohr,1885―1962)、海森伯、泡利等当时的大物理学家的冷嘲热讽，始终坚持他的理论，而最后得到全胜，正合“风骨超常伦”。可是什么是“性灵”呢?这两个字联起来字典上的解释不中肯。若直觉地把“性情”、“本性”、“心灵”、“灵魂”、“灵感”、“灵犀”、“圣灵”(Ghost)等加起来似乎是指直接的、原始的、未加琢磨的思路，而这恰巧是狄拉克方程之精神。刚好此时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童元方博士谈到《二十一世纪》1996年6月号钱锁桥的一篇文章，才知道袁宏道(1568―1610)(和后来的周作人(1885-1967)，林语堂(1895―1976)等)的性灵论。袁宏道说他的弟弟袁中道(1570―1623)的诗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也正是狄拉克作风的特征。“非从自己的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又正好描述了狄拉克的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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