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如果看经济问题，我们就经济谈经济，把意识形态的那些解释，咱们先放一边儿，我们会看到很多当时的领导人，他们绝不比现在我们提问题的这些人智力水平低，所以我说，我们要看当时的问题是什么，我是把那个时候的文件全部清理过来，发现我们所有农业组织化程度提高，逐步逐步提高到人民公社化的过程，(都)和工业化高度相关，尤其当你开始生产拖拉机的时候，你的拖拉机给谁?连这四百多万个合作社都不可能成为接受拖拉机的那种主体，对不对?我当队长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一旦公社派拖拉机来耕地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咱们又倒霉了。为什么呢?它得要多少麦子。我们其实使我们自己的牲口完全能耕得了那个地，为什么要拖拉机呢?我们农民当时是不需要的，是国家强迫给我拖拉机，那你没拖拉机行吗，没拖拉机没坦克，拖拉机摘掉上头放上炮塔就是坦克，你能不生产拖拉机吗?懂这个道理，其实不是毛泽东他不明白，他那么聪明的人，他能不明白吗?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实事求是的去看当时的情况，更何况1956年开始中苏交恶，不会再有后续投资，你从哪儿来投资?重工业追加投资的比重是相当相当高的，每年没有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的积累，中国能上得去吗?“两弹一星”怎么上天?靠重工业基础，中华民族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这些玩意儿，全世界都靠这些玩意儿在那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能免得了吗?你说靠我们农民就使锄头、镰刀，我们不使拖拉机，没你农民买拖拉机，就没有坦克，他得用卖拖拉机的钱去顶坦克，所以那个时候这套体制，自上而下的这么贯下来，让农民做出牺牲，要我们说那一代人，包括我们这半代人，因为我们至少干了几年活儿，我们的牺牲是形成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形成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亏，我们应该是为民族做了牺牲，我们是骄傲的。
主持人：好，最后主持人阿忆要问您一个问题，您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是在世纪之交谈三农问题，到底有怎样的重要性?
温铁军：我说中国是中国，它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变成一个特别高度发达的国家，所以我们还得眼光向内，解决农民问题就是解决内需问题，解决内需问题就是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问题。
主持人：一共用了五句话。
温铁军：对不起，太复杂，所以我没法儿一句话说完。
主持人：好，咱们就五句话结束。好，谢谢温铁军博士、谢谢现场观众。
致北京的年轻人
大江健三郎
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的偏远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在日本爱媛县，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梅勒、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6年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1993年创作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获得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设立以来亚洲三位获奖者之一。也是继泰戈尔1924年4月访华之后惟一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来中国访问的世界级文学大师。
“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今天在清华向清华、北大师生发表正式演讲前，模仿中国著名剧作家曹禺的神态，用夹生的汉语说。
1960年，大江健三郎随同日本作家访华团第一次访问中国，专程拜访曹禺。大江对曹禺说：“你写《雷雨》时在读大学，我也是在大学开始小说创作的。”
大江年轻时非常喜爱的《雷雨》，是曹禺在清华读书时创作的。创作地点正是大江今天演讲的地方――清华图书馆。
大江说，在曹禺当年创作《雷雨》的地方，与“中国的青年学生们直接谈话，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喜悦”。
大江以其“存在主义本土化”小说创作而获得世界声誉，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性的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他概括自己的“文学上的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
此次访华前，国内刚刚翻译出版了他的自选集和随笔集。
大江在演讲中介绍了他“学生作家起步的生活历程”，以及“一个作家的生活里最为根本的，以及我对我所意识到的培育自己成长的文学与社会的思考方法”。
大江是一名“知识分子作家”，他正关心着三个问题：一是核武器问题，二是环境问题，三是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共存共生”的问题。他对日本“国家主义”倾向，二战期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侵略屠杀罪行的不忏悔，抱有警惕和严厉的批判态度。他说：“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是东京都市民的耻辱。”
他在清华图书馆的演讲题目是“致北京年轻人”：
致北京的年轻人
能够和中国的青年学生们直接谈话，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喜悦。在为这次谈话做准备的阶段，我听说大家对我从一个“学生作家”起步的生活历程颇为关心，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在我发言之后，回答大家提问的时候，可以具体地、轻松愉快地展开。在这里，我首先想谈的是，在我这样一个作家的生活里最为根本的，以及我对我所意识到的培育自己成长的文学与社会的思考。
回顾成为作家之前孩提时代的生活，首先不能不谈到日本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太平洋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
但是，在那个时代，在我生长的山村里，还有另外一种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以地方历史或口头传说、民俗神话等形式存在着。在我的孩提时代，把这些讲给我的，是我的祖母、母亲等民间的女性。我通过她们的故事，知道了自己的村子，以及自己的近世的祖先们面对从东京来的国家派出机构，用武力进行抵抗，曾经举行过两次暴动，特别是后一次暴动，还获得了胜利。那次暴动，是从1867年到明治维新前后之间举行的，并且，是在明治近代国家体制起步之后――在那开始的混乱时期――包括我们村子在内的地方农民势力战胜了国家势力。
关于这两次暴动的记忆，都从官方的记录里删除掉了，在学校的教育里，对此完全置若罔闻。但是，这些在山村妇女们的故事里，通过土地、风景以及和故事中的人物血脉相联的家族，生动地传承了下来。
一方面，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是女性们讲述的土地的历史、传说;另一方面，则是在学校里学习的社会统一的意识形态――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和传说。我徘徊于两者之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现在，回顾这段经历，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少年时代的我，既相信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又从没有怀疑过山村的历史和传说。我终于发觉，那时，自己是非常自然地生活于二重性和多义性之中。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女性们的讲述方式非常巧妙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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