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我想请您介绍一下媒体公司管理的内容。您做过广告，能不能把您媒体投资管理公司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座的有两类人，一拨是这儿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在职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兴趣。
回答：我现在从课题方面正在研究几个问题，跟投资的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在网上怎么来解决软件的利用，最便宜的来利用，换句话说，我怎样把Microsoft的售价降低。你看Microsoft的每一个PC都要付费的对不对?我想我可以付一次费用，你要借用我借你几秒钟就完了，你每天要用某些专业的软件，这个是一个技术。第二个技术呢就是讲，现在你在搜索资料的时候你是用单词，那么我现在呢，正在用人工的智慧的手段，来把整页，整篇，甚至于整本书的内容放进来组成同一类的网站的内容。将来的网站内容是相当大的，你要用目前手段来查是相当难的，你是用单字来查，而且单字查出来的内容是非常的简单。那么你要是可以做到，比如说你把你自己的小说一样写一篇文章，然后说就要找这种内容的，同类的,你怎么去找?你现在没有办法可以找这个。所以现在这是第二个方面我正在投资的。那么这个新的智慧技术非常有意思，有一个英国公司叫做Economy(音)，去年上市，最高峰是10个Billion，是100亿，现在还剩5个Billion，还剩50亿，101个受众，所以这件事代表就是用智慧技术来增加它的价值，而它总的来讲是很简单的数学的原理，搞了个小小的一个处理器，来帮助处理这些新的内容。这个呢，是很有趣的一个方向。那我最近最大的愿望啊就想到北美，包括加拿大，把地方的亚洲的声音，就是电视、无线电、互联网，结合起来，包括旧产业的报业，结合起来，把北美的媒体，中文亚洲语言为主的媒体，在北美垄断。因为在北美呢，基本上是1000多万的亚洲人，中国人是几百万。那么每一个电台呢，每一个报纸呢，数量都很低，所以没有一个以美国为主的，中文的也好啊，日文的也好啊，韩文的也好，没有一个行业是赚钱的。如果我把这几个媒体统一起来，结合起来，那我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解决亚裔在北美的市场，这一个主要的提供的因素。就是说，你是广告公司，你要来卖汽车，你可以通过我的媒体，在北美当中，可以得到50%甚至100%的媒体的传播。这个可能是最近搞合作的一个最新的东西。
提问：您刚才讲到中国媒体要取得和西方媒体同等的地位的话，最主要是要使用新媒体的语言，那您认为这个新媒体的语言是个很有魔力的东西吗?新媒体的语言是网上的语言吗?您能不能对新媒体的语言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第二，新媒体语言是相对于旧媒体而言的，那您是否认为旧媒体语言就是报纸的语言，您能不能就新媒体语言和旧媒体语言的区别做个说明?
回答：旧媒体就是以旧媒体报纸的方式来改成新语言，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是单向的。新媒体呢，你就可以从多方面来表达，有它的文化，有它的味道，有它的感情。报纸上很多文章是没有感情的。你如果要把中国的文化短时间给人家了解的话，你一定要把中国的文化的感情、心情，想办法表达出来。这个报纸就做不出来，新媒体是可以的。所以新媒体呢，换句话是用多媒体的方式来提供信息。
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
哈贝马斯
由原子反应堆所产生的危险，它被建造在本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却达不到本国政府制订的安全标准。
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曾先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以论文《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获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已有中译本)一书获得教授资格。
1961―1964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
1964―1967年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
1971―1983年任德国马格斯一布朗克研究院科技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Max-PlanckInstutzurErforschungderLebensbedingungenderWissenschaftlich-techneschenWelt)所长。
1983―1994年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
1994年退休。
一本名为《全球化动力――地域性生活世界》的书在其导言中说道：“今天，包罗一切的问题是：在民族国家的彼岸、在超国家和全球化层面上，是否能重新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在环境方面以及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爆炸性力量。”市场的发现功能和调节功能是无人否认的。但是市场仅仅对这样一些信息作出反应，即由价格的语言进行编码的信息，而对那些它在其他领域所生产的外在效果，它充耳不闻。
社会福利性的国家，不论在欧洲还是在其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社会里，在上个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里确实弥补了一个高生产率的经济系统在社会方面所带来的不受欢迎的后果。资本主义第一次没有阻碍让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共和国所作出的保证得到履行，并使之现实化。民主的法制国家还确保了在下述意义上的一律平等，即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利用、使用自己的权利。
罗尔斯作为当今最有影响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在这个意义上提到了平等分配权利这种“公平价值”。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理念迄今为止只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得到了实现。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国家在一个发生了变化的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的具体情境中，遭遇到自己创造能力的界限时，这种组织形式就会在两方面变得很不牢靠：一是对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释放的资本主义从政治上进行控制，二是只推行了一半的表面民主的这个单一范例。我要提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民主影响和作用的形式能自发超越本国家的边界而继续扩展吗?
我想在三方面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民族国家和民主有什么样的紧密联系，这种独特方式的相互共生今天又是通过什么而处于压力之下。其次，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我将简短地阐述对各国家诸种状况所提出的挑战所做出的政治方面的四种回答。它们同样也规定了一种座标系统，今天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就在这种座标系统中进行。最后，这场大辩论为欧盟的未来采取一种进攻性的战略而提供了发展方向。如果我们国家内享有特权的公民们同时也愿意考虑到其他国家和其他洲的观点与立场的话，他们就必须在世界公民的目的中来推动欧盟的联盟性深化，为一种全世界的内部政治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对民族国家和民主的挑战
今天在“全球化”这一主题下引起人们注意的发展趋向已经改变了一种历史的状况，这种历史状况的特征就是国家、社会与经济在同一个国家的疆域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发展和扩张。国家间的经济体系在市场全球化的过程中演化成为一种超越国家的经济，在过去的这种国家间的经济体系中是由各个国家来确定内部经济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界限。这里最重要的是世界范围内资本的运动加快，还有就是对一个国家的地位的绝对评价是由全球相联的金融市场所进行的。这一事实就解释了，为什么国家的主管者们今天不再能构织那些中心节点，这些节点已经赋予由交换关系所组成的全球网络;一种国家间或国际间关系的结构。今天与其说是国民经济陷于国家的界限内，不如说是国家陷于市场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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