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达、类、私”。 达名，照墨子的说法是泛指一切客观存在的物体，“物，达也”， 物就是达名，类名是用来表示具有相同属性的一类事物，“命之马，类也”， 马就是一种类名。私名是用来表示单个物体的，“命之臧，私也”， 用臧来称呼某个奴隶，则这个臧名只代表这个奴隶。
墨子名范畴的提出，主要起了两个作用，一是对外部世界的感性认识初步进行了理性加工，使这种认识规范化了，相对稳定地描述了客观事物的存在状态。这使得人们可用名范畴来交流思想。二是为进一步认识外部世界准备了一个出发点，用名范畴可在理论思维过程中进行分析类比，概括推理，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客观事物，使理论思维深入。墨子提出的名范畴有两个基本点，取实予名是墨子名范畴的基础，名实合一是墨子名范畴的基本要求。
《墨子。经上》篇中，墨子提出了一系列的名，明显表现了这两个基本特征。实既是名的来源，又是判断名正误与否的标准。
墨子将众人的感觉作为判断事物存在与否的一个判别标准，“天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与亡为仪者也。请或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 从这点出发，墨子提出了取实予名，首先是“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 “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 墨子在这里提出了名和实的关系，认为实是第一位的，名是第二位的。认识对象的客观存在是名形成的基础，如果没有实际存在的认识对象，则名无从说起。墨子在《贵义》篇中指出，瞽者不知黑白，即称瞽为瞎眼，看不见东西，不能辨黑白。虽然瞎子也能知道白色和黑色，但实际上不能辨别黑白，命名瞽正是以瞎子的实际状况为基础，取实予名，而不能取名予实。”今瞽者曰：“皑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替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替不知黑白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不知取白黑就是瞽者之实。其次，“以名举实”， “举，拟实也。” “举。告以之名，举彼实也。”“名若画俿”。墨子认为，用名能够模拟、描绘实际存在的认识对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认识对象的客观状况，但不能赋于名超出认识对象实际状况的意义，“是名也，止于是实也”。 如果名不能反映认识对象的客观状况，那么名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墨子。公孟》篇记载了墨子与儒者辩论何为乐的问题，墨子强调，名应该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容。“子墨于曰：”问于儒者，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墨子命名室，是以室能供人居住，避寒暑之实为内容的。由此，墨子认为儒者乐以为乐的说法，实质上是名乐而没有其实，以乐名乐等于没说。这样的乐名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室以为室，以室名室，没有任何客观事实的内容，因而没有任何意义一样。
取实予名和以名举实反映了墨子对概念和事实关系的基本看法，实是名的来源，名应该反映实，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要求名实耦，名实相符，要求以实正名。名实合一的基本要求，就是用实来检验判断名的恰当与否，用实来修正名的内容。
对名的真实性与否的判断，墨子认为，不应以名本身的形式为标准，而应以名符合它反映事实的程度来判断，“知其所以不知，说在以名取”。 ……因为，名反映事实的程度不一，有的可能有很大的误差;有的对同一的实有不同的名，加上由于以讹传讹，名的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不仅会减弱，而且会出现偏差，失真度大大增加。如果以这样的名来了解、认识外部世界的客观事实是不可能获得客观、真实的知识。所以，墨子说：“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钩，是以书多也。” 名不符实，名实不耦，这违背了墨子取实予名的原则，应该以实正名，“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 墨子这段话是针对名不符实，且常为人所喜的现象而发。由于传统习惯的力量的长期影响，思想的积淀使人们对一些明明已不符实的名却欣喜地加以接受，而对一些合实的名却往往加以拒斥。例如，“世俗君子，贫而谓之富，则怒;无义则谓之有义，则喜，岂不悖哉!” 这里有义是名，无义是实，名不符实，而人则喜，说明人们对这类明知不符实的名也接受了。这是说言不足以迁行，亦即名不随实变，但人们却常之，墨子斥之为荡口。由于外部世界在不断的变化发展，原先的名便日益显得陈旧，名存实亡的现象也常多见。名随实变，即墨子所说的“言足以迁行者”，是为了达到名实合一，所以强调应该常之。
春秋战国之际，政治动乱，政出大夫，庶人横议，陪臣执国命，周礼被僭越。名有实亡，名存实变的现象日益突出，孔子提出正名，侧重于强调名存实不应亡，以名正实。“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段话明确表达了孔子关于名实关系的基本方法，一方面，孔子认为名实不符是不正确的，名实应该一致。另一方面，孔子是以早已肯定的古名作为名实合一的标准，有古名就应有古实与之相符。如果现实已发生变化，和古名不相符合，那么，孔子认为应以名正实，而不是名随实变。
墨子从取实予名出发，认为既然古实已不存在，或已变化，那么，古名就应该改变，符合现实的状况。古名和古实合一是名实耦，这是对的，同样，现实和现名也应该名实合一。否则，就不能达到名实耦，就会发生错误。“在，尧善治，自今在诸古也，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 “尧之义也，生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义。” “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这三段文字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古今不同实，所以古今不同义。古时，尧之义是察古之实的结果，尧之义与所义的古之实相合，所以，人称尧善治。而现在的实和古之实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尧之义已不符合现实了。如果仍以古时尧之义来治今之实，因名实不符，则尧生于今日也不能治。所以，墨子提出实变而名迁行论，“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 ……墨子要求的名实合一，其一，是要求在本质内容上，而不是在外在形式上。其二，是要求在外延所确定的范围内都遵照名实合一的原则，不能在一小部分的范围内实行，而在大部分范围内却背道而驰。墨子曾与儒者公孟子辩论何为仁，“公孟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公孟并认为“君子服然后行”。 ……这里公孟子是从古圣人皆仁，因此今人要成仁，必须先信古言，穿古服，然后才能行必仁来推断的。公孟子对仁之名只是从古仁者的外在形式，如衣服、言语等来判断，忽视了古圣人行仁的实质，“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例举了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楚庄王鲜冠组缨，越王勾践剪发文身。四国国君其服不同，其行犹一，四国皆治，说明行不在服。墨子又以正反两面对比的例子，说明仁之与否不在古言、古服。“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此同言而或仁或不仁也。周公旦为天下圣人，关叔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则不在古服古言矣。” 墨子认为，“仁”名有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孔子说“仁者爱人”，墨子说“仁，体爱也”。爱人应是仁的本质内涵，而不是从行仁者的所言、所服来确定仁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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