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忠孝观念的基础上，使长幼尊卑贵贱等级规范化的三纲五常压抑了人们的思想自由，束缚了人们的行动，形成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思想传统。知识分子引经据典繁琐考证，靠注解权威经典进行学术研究，缺乏大胆思考，勇敢探索的学风，人们为了论证自己的思想行为的正确，不是以实践和现实生活为依据，而是以先圣贤哲的言论作为判断的标准。小心谨慎，循规蹈距，不敢越雷池一步，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离经叛道是他们最害怕的罪名。社会思想由教条主义走向宗教神秘主义，日趋僵化，完全失去现实性和斗争性。在这种状况下，期望有大批知识分子进行积极的科学实践，勇敢探索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科学需要的是创造性，它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它以探求未知为自己的目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不仅排斥技艺，而且把对天道自然的一般研究也排除在外了。
这种社会思想对认识自然的基本要求，就是把对自然现象的说明作为“取辩之物”的基本手段。它需要的是一种非经验性、非逻辑性、非定量性和非构造性的科学思想。其基本特征就是逍遥性和停滞性的结合，朦胧性和全面性和结合，即用先验图式和混淆不清的概念来解释自然现象的神秘性，与以无条件终始循环来体现发展变化的封闭性的结合。这样，道气、阴阳五行说比以实践为基础，理性分析为手段的墨子科学，就更容易被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以忠孝为中心内容的社会思想所接受。道气、阴阳五行作为一种宏观僵化、微观循环的框架，是从同一方面来认识整体的过程和联系，从整体功能和表象变化来体现对事物的认识，而忽视了从局部结构的差异来认识事物。这样，道气、阴阳五行说就易与具体的经验科学相脱离，蜕变成为一种僵化的神秘主义的理论，成为宗教迷信的工具。谶讳学的盛行，道教的兴起，是社会思想由僵化走向宗教化的具体表现。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思想状况下，不仅墨子科学思想的湮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连一般的研究自然的科学活动也受到阻碍。徐光启在谈到元末明初以来的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时，曾感叹地说：“算术之学特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尔。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卒于神者无一效，而实者无一存” 。这个断语，从以儒道佛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来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传统社会思想在思维内容上排斥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二是传统社会思想在思维形式上将理论引向神秘主义。这种消极影响极为深远，在社会变革、动荡的年代往往会以更集中、更典型的方法强烈地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将更直接，更自觉，更理论化。曾目睹近代科技传入近代中国曲折经历的梁启超不无感叹地指出：“我国人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不能为讳也” 。“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作为一个旁证，近代中国接受近代科学的曲折性、艰巨性也可说明墨子科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模式的不相容性。。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孙诒让：《墨子閒诂》，中华书局1986年版。
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梁启超：《墨子学案》，中华书局1936年版。
梁启超：《墨经校释》，中华书局1941年版。
罗根泽编著：《古史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谭戒甫：《墨辩发微》，中华书局1964年版。
高亨：《墨经校诠》，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方孝博：《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陈孟麟：《墨辩逻辑学》，齐鲁书社1983年版。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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