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夫人对自己心目中的乐圣经常提出许多音乐方面的问题。有一次柴可夫斯基为了回答梅克夫人的问题，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创作方法。
为了说明创作过程，他把自己的作品分成两类。一类作品是出于自己内心的迫切需要，自己主动想写的;另一类是应别人的约稿而写的，即由于外界的动力。柴可夫斯基说，他获得成功的作品并不见得都是第一类，那些不成功的作品也不见得都是第二类。
对于第一类作品来说，不需要任何哪怕是最微小的努力，只要依从内心的声音就行了……这时候你忘记了一切，一种不可捉摸、难以言传的甜蜜感使心灵颤栗。你追逐着心灵不知飞往何方。时间已经悄悄溜了过去。这种情况的写作，就似乎是在梦游一般。你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这样的瞬间是难以用语言解释的，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笔端或只是形成于脑际的都是非常出色、有价值的，此时如果不受外界的干扰，这一切将成为这个艺术家完美无缺的作品。
创造第二类作品，有时就要调动自己的灵感，这时要克服懒散和漫不经心的状态。于是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有时胜利来得容易，有时灵感却完全消失。但我认为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永不罢休，因为人们很容易懒散。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没有比陷于懒散之中更糟糕的了。不能等待，灵感是不爱拜访懒汉的客人，她要会见那些想见她的人。
柴可夫斯基在创作音乐方面有一种独特的功能：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他的头脑都有一部分是属于音乐的，这一部分总在不停地工作。尽管他也许正在会客或与人交谈，他可以把当时涌现的乐思牢牢记住，过后再写下来。有时这些乐思是他新作品的主题，有时是他自己正在写着的作品所需要的乐段。
柴可夫斯基认为从起草到定稿的工作阶段意义重大。他的草稿往往是写在自己手边的随便一张纸上的，写得很压缩，密密麻麻，心里出现一个旋律，随之就有它的和声出现，如果和声很复杂，就在草稿上注明声部。如果和声很简单，他就只把低音部写下来，有时只作个记号，或完全不写，因为那些音乐会一直停在他心里。柴可夫斯基说，歌词决不能按照音乐填上去，因为唤起适当的音乐表现的正是歌词。也就是说如果选定了一个标题，这个标题会引起它自身的音乐表现。他说：“一部作品的最初草稿写起来是非常有趣的，有时会引起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快乐，但同时也会使神经处于极度的亢奋和紧张状态，你会废寝忘食。”
为了让梅克夫人亲眼看见他是如何进行创作的，柴可夫斯基把《叶甫根尼·奥涅金》的原谱寄给了她，同时还建议她把这份原谱与秋季即将出版的该曲的钢琴及声乐改编谱进行比较。梅克夫人接受了柴可夫斯基的提议，但她知道作品的手稿对于作者说来是十分宝贵的，她执意要柴可夫斯基收下500卢布作为原稿的报酬。柴可夫斯基回信说：“这原稿是无价的呢!”但他同时还承认：“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碰见有人对我的手稿本发生兴趣。其实我的名气还不到使我的手稿也具有价值的地步。”
梅克夫人喜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珍惜他的创作能力。有一次在一封信中劝他注意休息以保存自己的力量，让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达到顶峰，并在高峰境界长留。如果真能这样，那将是他艺术的光荣和人类的快乐。梅克夫人满怀深情地要求柴可夫斯基说：“如果我的焦虑对你能多少起点作用的话，如果你能为我稍微保留一点儿的话，我就十分快活了……”柴可夫斯基懂得梅克夫人的好心，也知道她的建议是合理的，他回信说：
但是我怎么能够呢?草稿一写出来，我就非把它写完不可，不然我就不能休息。曲子一写成，我觉得又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要开始写另一部新作品。对于我，工作就像空气一样的必不可少。只有苦闷的时候我才会懒散起来。我怀疑我的生命是否允许我的才能达到充分的发挥。我对自己很不满意，甚至会恨我自己。于是产生另外的想法，即我本身是毫不中用的，只有我的音乐作品能够补救我的缺点，把我提升到人的地位。这种想法控制了我，使我苦恼。为了逃避这种疑虑的苦恼，我鞭策自己开始一个新的任务，于是我就像栗鼠跳进轮子似的团团乱转。有时，一种无法克制的懒惰统治了我。我不知所措，我很失望。这种情况是很可悲的，我尽力和它斗争。我多半已经有了忧郁症，我知道必须控制我自己，别让自己陷入懒惰。只有工作能够拯救我，于是我工作着。至于你那友谊的劝告，我是很感激的，我将尽可能听从你的劝告。
可是过了不久，柴可夫斯基又写道：
我简直不能离开工作……当我的本性充满了灵感的光辉时，我想，我决没有权力去和它斗争，因此，我请求你不要烦恼，因为我不肯遵守我的诺言。我工作的时候，总是和你在一起的。我一次一次地问我自己，这些章节会不会使你满意，这些旋律会不会使你感动。因此，这些作品除了你之外，不能献给任何人。这些作品是给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的。
7. 告别莫斯科
1878年秋天，柴可夫斯基来到彼得堡看望年迈的父亲和弟弟阿纳托里。那些日子彼得堡的天气很坏，云雾迷漫，阴雨连绵，到处湿漉漉的。哥萨克的巡逻兵布满街头。土俄战争中打了败仗的俄罗斯军队在灰溜溜地撤退。“这是可怖的时代，可怕的年月，一方面是一个绝对惶惶不可终日的政府，一个阿克萨科夫①只因直言不讳而遭流放;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激进青年惨遭厄运，不经审讯便被流放到连乌鸦都不愿飞临的地方。处于这两种人之间的民众对这些都漠不关心，深陷于明哲保身的泥沼之中，以冷漠的眼光观望着一切。”柴可夫斯基对周围的政治形势并不是无动于衷的。政府在土俄战争之后采取的高压政策所造成的恐怖，使他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更加忧国忧民。想到自己未卜的前途不禁感到茫然。
①谢尔盖·阿克萨科夫(1796-1859)：俄国作家。
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柴可夫斯基被周围的人们认出来了，他们眼睛盯着作曲家望着。他想避开，但不可能了。他不知如何是好，他忽然意识到在莫斯科他会生活不下去的。他发现自己还是那么怕见人，然而他又必须回音乐学院工作。该怎么办呢?
柴可夫斯基在亚历山德罗斯基学院对面的一幢公寓安顿下来。第二天他去音乐学院讲授他本学期的第一堂课。他觉得离开了一年多的音乐学院现在“肮赃不堪，像令人作呕的监狱”。他摆脱不了对周围一切的厌烦情绪。每次一下课，他就飞快地坐上马车，跑到城外的什么地方去，或者到公园里去。他很怕碰见人，晚上他一个人躲在家里。最让他苦恼的是，他完全不能搞音乐创作，情绪高度紧张，毫无灵感。他的全部思想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怎样快点想办法离开这个他无法再适应的环境。他觉得“在他的过去和未来之间已经裂开了一道鸿沟，他必须跳越过去，否则会导致完全的毁灭”。莫斯科是他所爱的城市，但现在这里有太多的愁苦和折磨。彼得堡更是他无法接受的，光是那些纷繁的社交就让他难以招架。离开莫斯科又能到哪里去呢?今后该怎样生活?他若离开音乐学院，他在音乐学院的课由谁接替?也许应该为了音乐学院的工作牺牲自己?可是转念又想，目前，凭他这种精神状态，他料定自己不会再是一个好教师。如果能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他所爱的工作——音乐创作，不也是他的责任吗?音乐创作对他来说，现在已包含着生命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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