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充满悲怆的情绪。这是一个饱尝人世辛酸的人在走向生命终结时的内心独白。美好的过去和丑恶的现在相互对立着，使人想到，从青春时代的希望转化为老境的失望和悲哀。但是那个疲乏了的隐藏在意识深处的灵魂也许还想再振奋起来，最后一次燃起渴望的火焰。这种意念的诞生是痛苦的。斗争更加剧了痛苦，每一步都可以听到沉重的叹息和急促的呼吸，斗争的意志很快就要泯灭了。
第二乐章是圆舞曲节奏，描绘遥远的理想世界。幸福中夹杂着哀怨的呻吟，使人想起第一乐章的忧愁形象，似乎令人感到，心灵的忧郁与舞会的诗意不相协调。一阵阵抑制着的抽泣时隐时现，优美生动的舞蹈形象掩盖着这些悲凉，而内心的忧伤从未消失，这种忧愁是温柔的，也是顽强的。
第三乐章是极急的快板，是整个交响曲力度最强，气氛最紧张的一个乐章。进行曲音乐主题在力度与音色上多式多样的变化，仿佛显示一次黑夜的检阅。一些神秘、怪诞的形象反复出现，它们有时五光十色，有时又黯淡无光，忽而呻吟、嗥叫，忽而沉静委婉。各种形象的集结、出没、涌现、飞逝，使人难以分辨这是现实还是梦幻。巨大狂流般奔腾的生活令他向往，而这其中粗俗、嘈杂的成分又是他所不能适应的。进行曲音乐蕴涵着严峻、雄伟生命的凯旋，而震耳欲聋的喧响又冷酷无情，使人感到一种威胁力量。这里充分表现了作曲家当时内心极度的矛盾和困惑。
第四乐章是悲哀的柔板。作者指出，这个乐章的情绪近似安魂曲。第一乐章中的那个抒情主题再次出现，但已没有了冲突、斗争，作曲家创造了一个无望的深刻的悲剧形象。一个饱受命运折磨的人，在等待死神到来之前，表现了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抗争，然而死亡是强大的，它最后吞噬了一切。乐曲的最后，一切都沉寂下来，在无法安慰的痛苦中精力已耗尽，人感到心灵深处的困倦。热情的幻想与希望在屡遭摧残之后，最后归于永恒的死灭。
《第六交响曲》于1893年8月19日完成总谱。柴可夫斯基将它题献给外甥达维多夫。在交付出版前，作曲家又把这部交响曲命名为《悲怆交响曲》。乐曲首演定于10月16日，由柴可夫斯基亲自指挥。
柴可夫斯基在给尤尔根松的信中说：“我一生从没有这样满足过，从没有这样骄傲这样快活过，因为我确确实实做出了一件好东西。”
4. 生命的尽头
1893年10月10日，柴可夫斯基为了不久将举行的《第六交响曲》的首演来到彼得堡。这是他最后一次来这个城市。他住在弟弟莫杰斯特一个月以前刚搬进的新居，这个住所在小洋街和格洛霍夫街的交口处(现在的果戈里和捷尔任斯基大街)。
来彼得堡后他很忙，日程排得很紧，因为他两星期后还要返回莫斯科去指挥俄罗斯音乐协会将于10月23日在那里举行的音乐会。他还和卡什金约好要在音乐会上见面。他还应该回来参加莫斯科饭店举行的晚宴，因为被邀请的客人中有英国奥林匹克剧院奥涅金的扮演者英国歌唱家艾任纳乌杰纳，柴可夫斯基需要和他见面。
《第六交响曲》演出以前，柴可夫斯基除了排练新的交响曲外，还要排练《第一钢琴协奏曲》，在音乐会上，他还将指挥莫扎特和拉罗什的曲子。排练之余，主要是在家休息和帮助莫杰斯特收拾新居。
10月16日晚，在俄罗斯音乐协会举办的音乐会上，柴可夫斯基指挥了《第六交响曲》。在排练过程中和在16日的正式演出时，柴可夫斯基觉察到他的新作没能产生他预期的效果。乐队对新交响曲的态度冷淡，出席首演式的彼得堡的作曲家们由于对这部作品的内容和意义不理解，都认为这部交响曲不如柴可夫斯基以往的作品好。
柴可夫斯基在写给尤尔根松的信中说：“这部交响曲的情况真是有点怪，它并不是不讨人喜欢的作品，可是人们似乎对它有某种误解。而我个人认为，它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值得引以自豪的一部。”
首演的第二天，柴可夫斯基准备把总谱寄往莫斯科之前，再三考虑新交响曲的标题。最初作曲家称它为《标题交响曲》，但他想，既然不想明确提出标题的内容，又何必起这样的名称呢?他犹豫很久，迟迟定不下来。这时莫杰斯特向他建议叫《悲怆》，柴可夫斯基同意了，立刻把它写在了总谱上，寄给了尤尔根松。在8月刚完成乐曲草稿时，柴可夫斯基就把此交响曲题献给外甥乌拉吉米尔·里沃维奇·达维多夫，后来作曲家曾一度改变了主意，现在他又改了回来，愿意维持原意。他给尤尔根松写信，让他在交响曲首页印上献给乌·里·达维多夫。
18日白天，柴可夫斯基参加了歌剧协会的《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总排练。排练之后，他请钢琴家阿乌斯杰尔欧艾吃晚饭。晚上他去玛林斯基剧院观看了《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演出。19日他又参加了鲁宾斯坦的歌剧《玛卡维依》的排练。18日和19日这两天，柴可夫斯基说了许多关于想在近期修改《禁卫军》和《奥尔良的少女》的事。为此他还从皇家剧院图书馆借出了《禁卫军》的总谱。
20日上午，柴可夫斯基在法律学校时的同学阿·阿·盖尔凯给他送来了出版商别歇里给他的《禁卫军》出版合同的草案。外甥阿列克赛德尔·里特凯陪柴可夫斯基散步、谈天，然后一起去了表妹薇拉·瓦西里耶夫娜家吃午饭。柴可夫斯基的另一个外甥尤利·里沃维奇也和他们一同吃午饭。和这些亲人在一起，柴可夫斯基觉得很高兴，他精神很好。饭后，柴可夫斯基直接去了阿列克赛德林斯基剧院看戏，当晚上演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剧《火热的心》，和他一同看剧的还有他的外甥们以及外甥的朋友，莫杰斯特也同坐在包厢观看。
散戏以后，柴可夫斯基和莫杰斯特、外甥们还有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到列依涅拉饭店吃饭。这个饭店离他们看戏的剧院步行只有十分钟路。他们坐在饭店的一个单间，订好饭菜后，柴可夫斯基向招待员要一杯水，招待员说没有开水了，于是，柴可夫斯基说：“那就要一杯生水吧，要凉一点的。”过了一会儿，招待员送上来一杯生水，大家劝阻柴可夫斯基，让他不要喝生水，说城里正在流行霍乱。柴可夫斯基觉得不要紧，因为他平时有喝生水的习惯。他不顾大家劝阻，把一杯生水喝了下去。
夜晚，柴可夫斯基开始觉得不舒服，一夜没睡好觉。第二天早饭他没有食欲，什么也没吃。这天上午他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写给敖德萨剧院主任，联系他去那里旅行演出事宜。他还到纳甫拉夫尼克那里去了一趟，回来后仍觉得不舒服。莫杰斯特要去请医生，柴可夫斯基没有让他去。柴可夫斯基平时也常常胃不舒服，所以都没有以为他会得什么重病，午后，莫杰斯特又去忙自己的事了。这天下午，格拉祖诺夫应邀来访，看见柴可夫斯基脸色特别不好。柴可夫斯基当时自己也觉得非常难受，希望自己呆一会儿，他说，也许真的是得了霍乱。莫杰斯特回来后，发现柴可夫斯基的病势已相当严重，赶忙去找家庭医生别尔金森。别尔金森赶到以后，看到柴可夫斯基病情严重，他自己不能确诊，派人找来自己的兄弟列夫·别里纳尔多维奇，他是位很有经验的医生。兄弟俩会诊后，确诊为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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