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一个大疑团，究竟柴可夫斯基的死因是什么呢?
10月27日，《新时代》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鉴于报刊所载彼·依·柴可夫斯基的病情和死因的不同说法，我们采访了负责救治柴可夫斯基疾病的列·勃·别尔金森医生。”在此文中列夫·别尔金森叙述了他所看到柴可夫斯基生病的全过程。按照他的叙述，病人死于星期日(24日)凌晨而不是星期一(而事实上是25日)。11月1日《新时代》报刊载了莫杰斯特澄清舆论的文章，根据他的叙述，柴可夫斯基是在21日午饭喝了那杯致命的生水。这样就与列夫·别尔金森医生的说法有出入，按照医生的说法，柴可夫斯基从21日晨就已感到身体不适，直到晚上病情继续恶化，确诊为霍乱。10月25日《新时代》报上登载了一篇关于柴可夫斯基患病和死亡的报告，这个材料是柴可夫斯基的亲人们提供的。根据这个报告可知，柴可夫斯基是在20日晚和同伴们一块去戏院看戏后在一家饭店吃饭时喝了生水，当晚他由于身体不适没有睡好。21日星期四清晨仍觉得身体不舒服，喝了一杯矿泉水，矿泉水引起肠道碱性反应，加速了霍乱杆菌的繁殖，导致当晚霍乱的恶性发作，经三天抢救，医治无效，于25日凌晨去世。10月27日《交易新闻》报上的说法，柴可夫斯基20日从饭店回家后“吩咐在他床头放一杯水，他喝光了这杯水”。其他报纸也另有说法，《彼得堡日报》和《祖国之子报》还就转载材料问题发生争论。
总的说来，可以认为柴可夫斯基得霍乱确实与喝了生水有关系。但为什么莫杰斯特没有提及20日晚在支列依涅拉饭店柴可夫斯基喝生水的情节呢?如果按照莫杰斯特的说法，柴可夫斯基是21日午饭时喝的生水，这又不合逻辑，无论如何病情不会在当天那么短的时间内达到不堪救治的程度。
在1893年10月的那些日子里，关于柴可夫斯基病情的报道确实有一些不清楚和互相矛盾的说法。在彼得堡舆论界所生成的各种传闻和从而造成的疑团跨过时空，扩散到国界以外，甚至延续到柴可夫斯基死后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
1962年，柴可夫斯基的外甥尤利·里沃维奇·达维多夫发表了他所写的柴可夫斯基回忆录。按照他的说法，柴可夫斯基是在10月20日，即在他病情恶化的一昼夜前喝了生水。他还写道：“在一些报纸的报道中，而更主要的是由于一些人的道听途说，产生了对柴可夫斯基死因的怀疑。他们制造柴可夫斯基是服毒自杀而死的胡言。在列夫·别里纳尔多维奇·别尔金森的学生当中也有认为导致柴可夫斯基身亡的不是霍乱，而是服毒的传说。他们还说列夫·别里纳尔多维奇本人也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证明，导致柴可夫斯基进入坟墓的病是真正的霍乱和由此而发生的肾衰竭所引起的尿毒症，尿毒症造成了机体的损坏，尿毒症就是血尿中毒，传闻是否由此而起呢?”
然而，达维多夫的话并没有将风波平息，柴可夫斯基的死因之谜仍然吸引着不少人的注意。
70年代以后关于柴可夫斯基的死因，出现了新的神话。
1978年版的布列颠百科全书在写到关于柴可夫斯基的内容时非常谨慎小心，但带有明显的暗示：“不知在喝生水前后他是否的确染上了这种病，但很快有传闻说他是因最后一部题名为《悲怆》的交响曲演出失败而自杀。不知是否还有其他更充分的理由瞬间引起人们对作曲家的秘密去世发生怀疑。”
1980年出版的格罗乌娃所著英文二十卷《音乐与音乐家词典》肯定地说：“无庸置疑，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但自杀原因不能确定……喝生水后患霍乱而死的说法完成是臆造的。”
对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这一说法的主要论证者是阿·阿·奥尔洛娃，此人1938年曾在克林柴可夫斯基纪念馆工作过，后侨居美国。她提出这一说法的依据并非档案材料，而是各种人士的口头叙述。奥尔洛娃在英文杂志《音乐与文学》1981年4月一期的一篇文章《柴可夫斯基，最后一章》中全面提出了这一说法。在这篇文章中奥尔洛娃说她有确凿证据证明柴可夫斯基的自杀。她所指的证据是：乌·勃·别尔金森医生曾对奥尔洛娃的丈夫说过柴可夫斯基服毒一事。对此有所暗示的还有尤·阿·赞杰尔，即参与救治柴可夫斯基的医生阿·里·赞杰尔的儿子。著名的音乐理论家阿·乌·奥索夫斯基也讲过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的事，奥尔洛娃本人当面听过此人的讲述。按照奥尔洛娃的说法，曾一直对柴可夫斯基自杀说予以驳斥的他的外甥尤·里·达维多夫后来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也谈到柴可夫斯基自杀而死。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奥尔洛娃所提及的这些证人现在已无一人在世。这些人关于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的说法也无任何文字材料可考。相反，尤·里·达维多夫和乌·勃·别尔金森医生对自杀传闻的有力批驳是刊登在正式的出版物上的。
奥尔洛娃所说的另外依据是，当年在宣布柴可夫斯基的病情时，医生们的说法和莫杰斯特的说法有分歧。她还指出，在柴可夫斯基患病期间和死后没有采取合乎规范的卫生预防措施。
以上就是奥尔洛娃提供的关于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的全部证据。
1966年列宁格勒的俄罗斯博物馆古币收藏保管员阿·瓦依托夫对奥尔洛娃讲过一个奇怪的故事。瓦依托夫是柴可夫斯基曾在那学习过的那所法律学校的毕业生。他收集过许多关于法律学校和法律学校毕业生的历史材料，其中也有关于柴可夫斯基的材料。而瓦依托夫对奥尔洛娃讲的内容是从柴可夫斯基的法律学校的一个同学尼·伯·雅考比的遗孀那里得来的。据说事情是这样：1893年10月与沙皇家族很亲密的斯杰伯克——费尔莫尔伯爵由于发现柴可夫斯基对他的侄子很殷勤而感到不安，他决定将柴可夫斯基的行为上告沙皇。告状信是雅考比转交的，据瓦依托夫说，雅考比当时是参政院的总检察长。柴可夫斯基面临被揭露，而由此受到严重的处罚——剥夺一切政治权利并流放西伯利亚。这件事对法律学校也是极不光彩的，而法律学校的荣誉是神圣的。为了避免声张，雅考比邀请了在彼得堡能找到所有的法律学校过去和柴可夫斯基同班的同学，进行了公意审判，这个审判做出让柴可夫斯基自杀的决议。
显然，瓦依托夫的叙述成为奥尔洛娃文章中最引起注意的内容。在她的这篇《最后一章》出现之前，奥尔洛娃曾在海外周刊《新美国人》中就已提出过自己的观点。此后，一份在美国广为普及的《高保真》杂志1981年2月那一期中乔叶尔·斯皮海尔曼支持了奥尔洛娃的观点，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扼要转述了奥尔洛娃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而死的说法。就是在这份杂志的1981年8月的一期中，尼娜·别尔别洛娃和她的合作者斯·卡尔明斯基、莫·布拉乌恩联名撰文对斯皮海尔曼所转述的奥尔洛娃的观点进行了有力批驳。这三位作者认为，奥尔洛娃的说法缺乏法律、历史、医学、心理方面的依据。他们提供的情况是：在当时的俄国，不少有社会地位的人，也有像柴可夫斯基那样的异常。他们中也有人卷入类似柴可夫斯基对斯杰伯克—费尔莫尔伯爵的侄子“殷勤”之类的一些不光彩的事。假如真有此事的话，那也构不成犯罪。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被处罚，也没有当众受辱。柴可夫斯基是了解这一点的，即使他怕声张，也不会达到要自杀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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