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对遍地开花的反共组织还不十分满意，又亲自飞往华盛顿，充分显示其外交手腕，与她的老朋友亨利。卢斯等人创建了“中国游说团”(又称“百万人委员会”)。它的宗旨直接写明是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后来游说团改名为“支持自由中国委员会”，直到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它仍然在进行游说活动，争取民间对台湾的支持。其成员中有23位参议员，83名众议员，和一些三军将领及许多实业界巨头，有些知名的华侨、华人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对孙中山的爱国情操的崇敬，对“中华民国”过去称号的依恋，加之误信了宋美龄和台湾当局的宣传，也加入了“中国游说团”，像陈纳德的妻子陈香梅女士等人，在50年代，常常进出白宫，为宋美龄出了不少力。“中国游说团”在70年代以前，在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方面确实“功勋卓著”。
这个时期的宋美龄可以说是春风得意，看着自己的努力结出“硕果”，她喜不自禁。
可惜“良辰美景不长在”，这种情形持续了近10年左右，风云突变。自1963年以来，许多与台湾当局有“邦交”的国家，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就连台湾“最要好的朋友”美国，自民主党上台以来，与台湾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务院远东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倡言对中共“封锁而不孤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艾利诺。罗斯福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代表中国，肯尼迪及约翰逊皆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一时间，风声鹤唳。蒋介石担心美中关系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影响他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于是想方设法加以反对和阻挠，就将此事交宋美龄亲自督办。
宋美龄从1965年9月抵美，到1966年10月返台，在各种场合讲话达20篇之多。她竭尽贬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能事，制造舆论，阻止美中关系改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10月上旬，宋美龄在纽约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在纽约举行的中美联谊会庆祝“双十节”的宴会上，她暗喻英国是为了40块银币出卖自己、出卖台湾的犹大。
29日，宋美龄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卫斯里安大学讲话，进一步直接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态度怯懦，以及用拖拉、侥幸的手法对待中国共产党。
10月21日，在旧金山联邦联谊会上她发表演说，警告美国当局要“小心”，“不要走上耻辱之路”。在美国广播公司《问题与答案》电视节目记者访问她时，她一方面承认台北实际上并不代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中国人民，但又表示不能想像一旦投票，台北便不能在安理会中享有常任席位的情况。
总之，宋美龄此次访美与以往表现截然不同，一改过去委婉、充满溢美之词之常态，不留余地指责美国。由于她的演说内容总是些“反攻大陆”、“不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大席位”等陈词滥调，已经缺乏初始那种引人入胜的魅力了。连宋美龄自己都承认，她现在是一个没有号召力的唠叨的老太婆。
十八、廖承志情义传鸿雁
北京把台湾回归祖国提上议事日程后，负责台港澳事务的廖承志深感责任重大。
他决定利用自己与蒋家的世交，采取各种形式先与台湾当局沟通，为日后两党坐下来商讨统一之事创造条件。1982年7月24日，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提笔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
但是以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当局，立场顽固，认为这还是中国共产党“统战的诡秘伎俩”，一心一意地推行“三不政策”。廖承志的那封信转到蒋经国手中时，蒋经国看毕扔在地上不理。尽管如此，他还是思考怎样回复，以表明台湾当局对中共“统战阴谋”的态度。于是，台湾当局搬出宋美龄这位长辈，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并借机攻击大陆。
宋美龄在这封信中，首先以长辈的身分回忆她与廖仲恺、何香凝的交往，混淆作为民主革命主义者的廖、何及孙中山同蒋介石的区别，把蒋介石吹捧成孙中山“三民主义”精神的忠实信徒，并掩盖蒋、廖在黄埔时期的矛盾，说蒋介石对廖仲恺怀有深厚的感情。
更为滑稽的是，她把抗战时期扣押廖承志，使之陷于囹圄之苦的蒋介石说成是廖承志的恩人。最后这段话，则以自以为高明的手段，用长辈教训晚辈的口吻，对廖承志极尽嘲弄，甚至侮辱。
宋美龄的这封信代表了国民党内顽固守旧者的主张，仍抱着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幻想不放，这封信表明宋美龄及其所代表的那些人小聪明过头，根本就无原则、正义、理念，违背历史潮流而动。
中国共产党人对这封信未作详说，继续为祖国统一大业奔走呼号，宋美龄原想放颗“心战”原子弹的想法并没有实现，相反，让世人更看到了她的小肚鸡肠。
1985年，蒋经国已是满身病痛了。当时，由于发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台湾的国际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陆方面，邓小平复出，实行改革开放，并连续两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在台湾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蒋经国认识到，不能不加快改革的步伐。于是就有了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包括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国会”全面改造，党务革新，加强社会治安等多项重大决策。
对于台湾当局的政策松动，大陆非常欢迎，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祖国统一大业进程。蒋经国晚年的这一开明举措实施没有多长时间，他就忽然病逝。李登辉上台。
当李登辉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和国民党主席时，台湾便进入了“李登辉时代”。
宋美龄是国民党的关键人物。蒋经国去世后，她对祖国统一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李登辉能否把蒋经国的开禁政策继续贯彻下去，为此，享有很高国际威望，曾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
宋美龄接信不久，就给邓颖超回了一封信，与五年前宋美龄回复廖承志的信中所表达的立尝观点一样，在这封信中，宋美龄并未因台湾当局开放同胞回故里省亲政策而带来的海峡两岸和平气氛的出现，而改变她对大陆高层善意劝告的借机攻击。
宋美龄在信中首先是歪曲历史，表现在：一是对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的背景避而不谈，掩盖真相。事实上，自苏俄十月革命爆发之时起，孙中山就极力欢迎，并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也实现“劳农专政”，对自己的中国国民党的状况甚为不满，“以俄为师”，吸收当时尽管人数不多，但已见其旺盛生命力的中国共产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三大政策并非孙中山一时突发，而是长期思考的结果。二是当年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对孙中山是极力拥护的，拥护的倒不是孙中山本人，而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因为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后来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是因为蒋介石背叛了新三民主义，并打击、迫害，甚至屠杀共产党人。三是抗战时期，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形成，是中共方面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义释蒋介石，到数次谈判，使蒋介石在大敌当前之际，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既往不咎，诚恕相待”，蒋介石倒是“以怨报德，趁火打劫”，在抗战期间数掀“反共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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