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岁(1133 年绍兴三年)
六月，尚书礼部侍郎韩肖胄使金，试工部尚书胡松年为副使。临行入辞， 肖胄言：“今大臣各徇己见，致和战未有定论。然和议乃权时宜以济艰难，他日国步安强，军声大振，理当别图。今臣等已行，愿毋先渝约。或半年不 复命，必别有谋，宜速进兵，不可顺臣等在彼间而缓之也。”肖胄母文氏，闻肖胄当行，为言：“韩氏世为社稷臣，汝当受命即行，勿以老母力念。” 言行慷慨，清照缘此事而作《上枢密韩公诗》古、律各一首，古诗中有“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之句，可见清照气概!
五十一岁(1134 年绍兴四年)
八月，清照在杭州作《。金石录)后序》。九月，金、齐合兵分道犯杭 州等地。十月，清照逃往金华避难，择居陈氏宅。是时思诚知台州。十一月，作《打马赋》、《打马图经》并序等。《钓台》诗当系是年或下年经桐庐江 往返于杭州、金华时，亲睹汉严子陵垂钓处所作。
五十二岁(1135 年绍兴五年)
春及初夏，仍居金华，并于此地作《武陵春》词和《题八咏楼》诗。五 月三日，诏令婺州取字故直龙图阁赵明诚家藏《哲宗皇帝实录》缴进。这当是一种带有违禁性质的大事，清照不久离开婺州府治金华当与此事有关。
五十三岁至五干九岁(1136 至 1142 车绍兴六年至十二年)
清照于上年由金华返临安，作《清平乐》(年年)、《摊破浣溪沙》(揉 破)、《孤雁儿》等词。
六十岁(1143 年绍兴十三年)
清照居临安。夏撰《端午帖子》。进帖子词原力学士院事，此系代笔。
《金石录》于是年前后表进于朝。
六十三岁(1146 年绍兴十六年》 春，曾慥《乐府雅同》成，其下卷收情照词二十三首。 六十四岁(1147 车绍兴十七年)
撰于是年或稍前的、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所引的《诗说 隽永》云：“后有易安李，李在赵氏时”，意谓李后适他姓。清照仍居临安，尝忆京洛旧事。《永遇乐》、《添字丑奴儿》作于是年或稍后。
六十五岁(1148 年绍兴十八年)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成，其卷六十《丽人杂记》条苕溪渔隐曰：“近 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同云，‘帘卷西风，人似黄花 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
六十六岁(1149 年绍兴十九年) 王的《碧鸡漫志》撰成于成都，其卷二谓易安“再嫁某氏，讼而离之。” 六十七岁(1150 年绍兴二十年)
是年或上年，清照携所藏米芾墨迹，两访其子米友亡，求作跋。
六十八岁(1151 年绍兴二十一年)
是年前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撰成于四川荣州、洪适跋《赵明诚〈金 石录〉》于临安。晁著云“格非之女，先嫁赵诚之(明诚)，有才藻名。其舅正夫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曰：‘炙手可热心可寒。’然无检操，晚节流 落江湖间以卒。”洪跋云“赵君无嗣，李又更嫁。”
六十八岁至七十三岁(公元 1151 至 1155 年绍兴二十一至二十五年)
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云易安晚年欲以其学传孙氏，孙氏云“才藻非 女子事也。”清照当卒于此时。
此后相继问世的赵彦卫《云麓漫抄》录有《投内翰綦公崈礼启》，此启 系清照自叙其再嫁、离异、系狱等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云：“以汝舟妻李氏(格非女)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 清照“晚岁颇失节”，即指其再嫁之事。
公元 1167 年，来孝宗乾道三年，《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成，其卷三三著 录“李易安云”，即清照《词论》，并附“营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 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
后记
笔者得以为这套意义深远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乔撰其中的《李清照评 传》，不仅曾有一种远在甜酸之外的“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还曾暗自发出过下列一连串的激越之问：尽管李清照从她还是待字少女起，就对一代文 学的光辉代表——宋词，从实践到理论都有着几乎是空前绝后的贡献;尽管她对华夏文化的诸多门类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造诣;尽管她对爱情和婚姻有 着令当世不解、令后人惊叹不已的，既热情又理智的先进意识和举动;尽管在其晚年国难当头之时，她有着渴望“过河”，为桑梓“东山”抛洒血泪的 豪情壮志;尽管她对江山社稷有着嫠不恤纬、唯国是爱的悃诚;尽管她终其一生对现实历史、内政外交，发表过许多既应时势、又合国情的正确见解…… 一言以蔽之，尽管她无愧于千古女杰一清照之美誉，然而，千百年来，不仅无人把她作为一个思想家看待，她还曾横遭物议、攻讦，甚至一度成了一个 毁多于誉的反面人物，特别是在本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就连她的名字本身，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竟成了多愁善感的、爱情至上的、病态的、落后的， 甚至是反动腐朽的代称。那时，如果有谁被认为受到李清照的影响，或是对其“压倒须眉”的《漱王词》略有偏爱，那么不管这个人是专家学者，还是 作家演员，不管这些人的品貌多么端庄、才华多么出众，均有可能受到李清照的牵连，其业务乃至政治前景，往往会受到影响。在年轻的一代听来，这 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陶渊明、李清照、关汉卿等株连的，却大有人在。引用陶渊明写的挽歌、关汉卿剧作的改编上演，均被视为 影射和反动，而李清照的瘦比黄花，则被公然说成是没落腐朽的贵妇人情调。
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至今令人不寒而栗。 有过这样经历和记忆的一代人，难免有惊弓之虞，尽管时代有所变迁和前进，而禁锢人们思想的余悸却不那么容易祛除，何况在一个性别歧视现象至今仍 然大量存在的国家里，笔者的思路也曾与站惯了的贾桂相仿佛，在性别上曾有一定的“自”轻“自”贱。比如在历数文学家时，我们可以并不费力地举 出她们中的二、三十名，而涉及到她们中的思想家，除了近代的秋瑾，笔者曾不能理直气壮地举出第二个她。所以乍一听说，李清照被列为思想家、《丛 书》主持单位又嘱我承担这一评传的写作时，由于自己存在着上述顾忌，更由于对李清照的业绩事功，尤其对她的思想所达到的高度缺乏必要的认识， 一度因信心不足而致函《丛书》编委会的有关学者，申明自己很担心，当把李清照作为一个思想家，而不仅仅是一个著名词人介绍给读者时，恐难以得 到人们的认同。针对这种畏难情绪，这位学者负责地向我转达了《丛书》主编匡老的这样一些见解——……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 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她) 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她)的伟大业绩和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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