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也很重视乐。他说乐〔yue月〕也就是乐〔le勒〕，人的快乐要表现在声音和形体动作上，形成歌舞，这就是乐。乐可以是邪辟的，也可以是善良的，全在如何引导。圣人对乐加以规范，使其内容健康，这种乐能深深地打动人心，可以引导人们向善，可以移风易俗。“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在荀子看来，乐与礼一样具有教化的作用。
荀子强调礼义和分，决不是要对下进行严厉统治，像法家那样。他主张对人民实行德政，给以实惠，“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荀子·王制》)一个政权能否稳固，全在民众是否安政。“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荀子·王制》)经荀子阐发的君舟民水，载舟覆舟的道理，受到历代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的重视。
另一方面，他与孟子的仁政思想也有不同。孟子企图仅仅依靠仁政统一天下，荀子则认为在各诸侯国都武装到牙齿的情况下，光有仁政是不够的，要想维持生存，进而统一天下，必须实行耕战政策，加强国家实力。拿兵来说，孟子强调仁义而排斥兵，法家强调兵而排斥仁义。荀子认为这二者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提出“仁义之兵”的思想。他提出，仁者是爱人的，所以反对危害人民的暴行，义者是守理的，所以反对伤天害理的勾当。仁义之人用兵不是为了争夺，相反是为了禁暴除害。“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huan欢〕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荀子·议兵》)他这里实际是区别了正义之师与非正义之师，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他正确地指出，不要仁义只要武力，是不能成功的;但是只要仁义不要武力也是不能成功的。仁义、公正要在世界上实现，不能光靠说教，还必须有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做后盾。孟子不懂这点，否定一切武力，所以被目为迂阔，其说不得实行。荀子提供了仁义礼乐同兴，文治武功并举，非常成熟而且行之有效的政治理论。所以荀子思想既不同于法家的刻薄寡恩，也不同于孟子的轻视军事力量，而是仁礼结合、宽严适中的政治理论。他的学生韩非、李斯片面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了专靠严刑峻法实行统治的法家思想，这种思想帮助秦始皇迅速统一了中国，但也因鼓励暴政，使秦二世而亡。
荀子礼治思想的根据是他的性恶论。什么是性?他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这种天生的不学而能的性，有好利的特点，发展下去必然产生争夺;有憎厌的特点，发展下去必然残害他人;有耳目之欲，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淫乱。所以说“人之性恶”(《荀子·性恶》)。因此，为了使人为善，必须用外力加以矫正;而能使人性改变的力量，是师法、礼义。“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荀子·性恶》)所以礼义并不是人性中本来固有的，而是“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荀子·性恶》)，凡“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因此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是人为的意思。从善是社会培养、教育的结果这点看，荀说优于孟说，但荀子把人性看作本恶，仍然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被他当作性恶根据的都是人的自然属性，本无所谓善恶。真正的人性是具有这些自然属性的人，通过社会生活的熏陶、培养，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形成的社会属性。因此，荀子所谓“伪”的，倒真的近乎人性。
荀子还提出了不同于孔孟的天道观。他认为天没有任何神秘的意义，它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大自然运行有其常规，不因为有明君才存在，也不因有暴君就不存在。能正确对待自然规律就得吉利，否则即遭凶险。自然界的一些奇特现象，是天地阴阳万物变化的罕见者，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意味。“怪之，可以;而畏之，非也。”(《荀子·天论》)他特别强调，对于自然不应该仅仅是企盼、歌颂，而应该用实际行动控制它，让它为人类服务。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凡此种种，都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人类战胜自然取得生存和发展权利的自豪感。
荀子对于自然和社会都有精辟的见解，他在认识世界的同时，对人的认识也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他将认识的主体与客体进行了清楚的区分，认为能开展认识活动的是人的性，而所认识的对象是物之理。人之性能够认识物理，物理可以被人认识。对于他来说，世界的可知性是没有疑义的。一方面，他肯定认识的无限性，知识积累的无限性。他的一句名言是：“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这就是说，持续地进行知识积累就会进入高一级的境界。君子应该不断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并且以自己的经验心智加以考察，这样就可以使自己更加聪明并且不犯错误。但是另一方面，他并不主张将精力消耗在自然知识的追逐上。物理是无穷的，人如果去研究它，那就永远没有尽头。所以他说学习实际上是学如何停止学习。人应该停止在什么地方呢?应该停在“至足”上。在这方面，圣王也是我们的榜样，圣能尽人伦，王能尽礼制。到了能尽伦尽制的地步，认识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可以停止了。希腊的哲人对于自然之理有极大的兴趣，而儒家的圣贤们包括荀子这样的大学问家在内，都缺乏研究自然科学的热情。这是中西明显的不同之处。
荀子认为知识有许多层次，其中有感性的，有理性的，有实践的，一层比一层高。光有闻见而无心知那就会产生谬妄，光有心知而不去实践，那就会出现困惑。不但能坐谈道理而且能起而实行，那才是对于事物有了真正的认识。所以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
孟荀两派对儒学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因两派强调的重点不同，它们的历史命运也不同。孟子学说迂阔，不能适应战国时代的历史条件，所以未受信用，但是在汉代特别是宋代以后，他的性善说、心性观与当时的理论思维十分合拍，因而备受重视。荀子学说启迪了后期法家的思想，它的许多观点为后者吸收，应该说它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后来的统治者不行仁义但标榜仁义，刻薄寡恩却硬要与法家划清界限，于是荀子就成了他们打击排斥的对象，这当然是很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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