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_潘怡为【完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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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条小巷深处,老舍同胡洁青度过了他们宁静而和谐的生活。老舍回忆说:“在济南住呢,时常想念北平;及至到了北平的老家,便又不放心济南的新家。好在道路不远,来来往往,两地都有亲爱的人,熟识的地方;他们都使我依依不舍,几乎分不出谁重谁轻。”(注:《吊济南》。)

  胡洁青同老舍结婚时二十七岁,她也是满族人,父亲做过一任小官,家境比老舍家略为好些,原住北京西城宫门口三条。她毕业于北京师范以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着年轻人的思想,她从读大学以后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她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叫“真社”,“真社”成员的文章都发表在《京报》副刊上。当时她以燕岩的笔名发表了一些诗与散文。老舍从国外回来,住在友人北京师范教务长白涤州家里。胡洁青代表“真社”的文学青年慕名请老舍做报告,第一次同老舍见面。事后,当母亲含而不露地问起她的印象时,她只是说,瘦瘦的,人很诚恳。但是,这竟成了他们恋爱的起点。这里似乎没有多少浪漫气息,还是在罗莘田(罗常培)和白涤州的促成下,他们才结了婚。质朴而又沉挚的感情原也就是这样在心的深处潜流,后来的生活证明,他们之间是那样心心相印、忠贞不渝。胡洁青后来深情地回顾这一段经历:“我们的婚姻可说是半新不老,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又都是我们同意的,没有半点强迫。这在那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注: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胡洁青在济南一所中学教书,老舍在有课的时候到齐鲁大学去上课。因为他们的住所距离学校不远,时常有朋友或学生来拜访他们。老舍“一生爱交朋友,只要有人来访,他都热情款待,客人走后他才拼了命似的作他自己的事情。”(注:胡洁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故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

  老舍是一个童真未泯的人。他曾经说过:“我愿永远作‘孩子头儿’。……我爱孩子,他们是光明,他们是历史的新页,印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儿——我们只能向那里望一望,可也就够痛快的了,那里是希望。”(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他这样对待别人的孩子,也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一九三三年,他们的家庭里添了一个小女儿,因为生在济南,所以起名为“济”。老舍曾经十分风趣地叙述小济降生以后给家庭带来的欢闹和混乱:“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窗台上,我一向认为是摆花的地方。夏天呢,开着窗,风儿轻轻吹动花与叶,屋中一阵阵的清香。冬天呢,阳光射到花上,使全屋中有些颜色与生气。后来,有了小孩,那些花盆很神秘的都不见了,窗台上满是瓶子罐子,数不清有多少。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由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不知道这老家伙干吗在那里藏着玩呢!”(注:《有了小孩以后》,《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为孩子的琐事奔忙,跑书店、药店,因此也增添了不少新鲜的经验。他钟爱自己的孩子,愿意为孩子“做牛做马”,这不是他的琐屑,也不简单的是忘情于小家庭的欢乐之中,这里透露着他对于未来虽属渺茫却十分执着的爱。

  济南四年,老舍紧张而又忙迫。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从事教学工作“总求无愧于心。这么着,平日的时间便完全花费在上课与备课上,非到暑假不能拿笔写自己的东西。”(注:《我的暑假》,《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这样,暑假本该休息,他却忙起来。一九三二年暑假,他头缠毛巾,肘腕子下垫着吸墨纸,以防汗水湿透稿子,以每天两千字速度,赶出了十多万字的《离婚》。也是一年的暑假(一九三四年),冒着屋里九十度(华氏)的炎热,昏昏忽忽,左手挥扇打苍蝇,右手握笔疾书,汗顺着指背流到纸,赶完了《牛天赐传》。老舍戏称这种写作生活:“往好里说,这叫做努力;实际说来,这是‘玩命’!”

  济南四年,老舍创作成果甚丰。除《大明湖》外,长篇小说还有三部:《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短篇小说《微神》、《黑白李》等十五篇结集为《赶集》出版。此外,他还在《论语》、《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数量可观的幽默诗文,后结集为《老舍幽默诗文集》出版。

  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老舍还曾经把他讲授《文学概论》时的讲义整理成书,由齐鲁大学内部印行,以讲义的形式发给了学生。这本题为《文学概论讲义》的学术著作,老舍后来并未公开出版,这也许是由于作家的自谦吧?他说过,“文艺理论是我在山东教书的时候,因为预备讲义才开始去读的;读的不多……”(注:《读与写》。)但是,这部讲义的内容却告诉我们,老舍不仅是一个富于独创性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个在艺术理论上富于创见的批评家。《文学概论讲义》凡十五讲,分别阐述了文艺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对中国历代“文说”的得失,文学的性质、文学的创造、文学的起源、文学的风格等问题,都有所涉及;此外,对于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倾向以及各类文学体裁的特征,也都做了简要的分析。老舍认为,“文学与别的艺术品一样,是解释人生的”;艺术品虽然是作家“个性的表现”,但它同时又是“美与真理的再生”;作家应该“从社会中取材”,应该善于“捉到常人还未看见的问题,而且会表现大家要嚷而不知怎样嚷出的感情”。“文学是时代的呼声。”这些艺术观点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富于启发性的。当然,由于当时的老舍还未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一些问题的论述难免有不够正确或不够全面的地方。这些都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来看待,不应该苛责于老舍的。

  济南四年,老舍的创作思想有了重大的发展。普罗文学的兴起,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都给予老舍以深刻的影响。他曾经讲过:“回到国内,文艺论战已放弃文学的革命,进而为革命的文学。配合着理论,在创作上有普罗文学的兴起。我是不敢轻易谈理论的,所以还继续创作,没有参加论战。可是,对当时的普罗文艺作品的长短,我心中却有个数儿。我以为它们的方针是对的,而内容与技巧都未尽满人意。”(注:《老舍选集·自序》)在革命文艺理论的影响下,他的作品的内容日趋深刻,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抨击也越加沉实有力。《猫城记》固然有“讽刺了前进的人物”(注:《老舍选集·自序》)的缺点错误,但是它的更主要的篇幅却是针对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暴政和投降卖国的罪行的,其它如《离婚》涉及到国民党的特务制度,《老舍幽默诗文集》中的不少篇章直接指斥国民党军政官员的不抵抗主义。这些作品,都不是“兴之所至”的即兴作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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