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给中国民族工业、城镇小工商业者以及广大群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加速了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三十年代初革命作家曾经从不同的方面描述了这种严酷的现实;老舍的《新韩穆烈德》和《老字号》也属于这方面的题材。《新韩穆烈德》以大学生田烈德的感受为线索，写他的家庭某山货店在“洋货”倾销的打击下逐渐衰落的过程。他的父亲，山货店田老板是个精于打算的小工商业者。他虽然颇有资产——两个果店和一个栈房，但是经营方法基本上是家庭作坊式的：“一家大小终年在那儿剥皮：花生，胡桃，榛子，甚至于山查，都得剥皮。老的小的，姑娘媳妇，一天到晚不识闲，老剥老挑老煮。赶到预备年货的时节就更了不得，山查酪，炒红果，山查糕……都得煮，拌，大量的加糖，人人的手是黏的，人人的手红得和胡萝卜一样。……”这样的节俭，这样的勤苦，这样的精打细算，照理是生意应该日渐兴隆的，然而，在“洋货”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却日渐萧条了。“论箱来的洋货”“东洋橘子，高丽苹果”把他的山货店的买卖“顶得出不来气”。田老板感叹生意的艰难：“咱们的货地道，地道有什么用呢!人家贱，咱们也得贱，把货铲出去呢，混个热闹;卖不出去呢，更不用说，连根烂!”结果是一天不如一天，山货店只得不断裁减店员，最后只剩下两个老伙计了。田老板的倒运也牵连到山区的“果农”。田老板因为生意萧条，再不敢象当年那样到果乡“包山”(“包山”先议价，到收获季节，市场上山货跌价，商家吃亏)，“山上的人连三并四的下来央求，老人家连见他们也不敢!”这样，“家里的那群，当伙计的那群，山上种果子的那群”，一齐走到了绝境。田老板想孤注一掷，怀里揣着房契，到处奔走，“想弄个千八百的”，“我也怎么缺德怎办，拿日本橘子充福橘，用糖精熬山里红汤，怎么贱怎么卖”，“连坑带骗，给小分量”。但他空转一个早上，房“没有人要”，他无可挽回地走上破产的道路。这个作品使我们想到茅盾的《林家铺子》和《春蚕》。田老板的苦苦挣扎以求维持局面，那苦心颇象林老板;山货受到“洋货”的排挤销路滞塞，间接地影响了“果农”的经济生活，他们的窘境又颇类似老通宝一家。老舍的观察是准确的，表现上也颇见功力。《老字号》的故事情节比较单纯。它主要写经营商业的两种作风的明争暗斗，结局则是传统的、靠“老字号”取信于顾客的经营商业的作风的失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对中国民族商业的破坏。“三合祥”的伙计辛德治和东家钱掌柜向来是靠着“信用”来做买卖，“三合祥卖的是老字号”，然而时代的变迁，洋货的倾销，商业上暴发户的唯利是图的作风却向“三合祥”的“老字号”提出了挑战，动摇了他们的“信誉”，“三合祥”的生意是日渐衰落了。“正香村”不讲什么“字号”，只讲究“一年到头老是大减价，老悬着煤气灯，老转动着留声机”来招徕顾客，却生意兴隆。这引起了辛德治的困惑。周掌柜接手经营“三合祥”，一改“老字号”的老派作风，也挂起了汽灯，并且在检查日货的检查队眼皮底下以各种手法甩卖日货，“三合祥”竟然“起死回生”，重又呈现一派生机。辛德治可悲的想：“作买卖打算要赚钱的话，得会变戏法、说相声。”两种经营作风的消长起伏，只是一种局部现象，它反映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和变态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日货充斥市场，周掌柜唯利是图，他的弄虚作假是“应运而生”的。“正香村”以“大减价”的办法从中牟取暴利，“天成号”门前以两匹骆驼和驼峰上的五彩电灯来吸引顾客，以“抓彩部”迎合顾客的投机心理，这样使冷寂的门面转为“庙会”般热闹，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意经的必然措置。《新韩穆烈德》中的田老板和《老字号》中的钱掌柜、辛德治等的“老派儿”作风应否改变是另一个问题，当前的问题是，他们都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受了害，他们已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老舍所要表现的主要思想。悲剧还在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不独在政治上已经失去了独立，即使在经济上，在商业活动中，也日益殖民地化了。老舍在作品中有讽刺，有揭露，也有悲愤。
帝国主义不仅从经济上侵略中国，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濒临毁灭的边缘，而且以办学校、办教堂等手段向中国人民灌输洋奴思想，培养为他们效力的买办、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些人奇-[书]-网，他们看不起自己的祖国，凡事都是外国的好，毫无民族自尊心。这种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特产”。老舍对这种人怀着深深的厌恶。他在《牺牲》中以讽刺的笔触勾勒了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毛博士。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回国后一切按“洋规矩”生活，摆出一副洋派头。他心目中的美国是极乐世界，而中国则一无是处，“中国戏野蛮”，“中国人太脏”。他要按“美国精神作事”，自由恋爱结了婚，结果只是每天“早睡觉”而已;后来妻子不堪折磨私逃了，他失神落魄，忘掉了“美国精神”，又搬出了“中国固有的夫为妻纲”的信条。他其实不过是个“自私自利而好摹仿的猴子”。老舍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半是“封建文人”半是“西崽”的知识分子可鄙、可笑、可悲的嘴脸。《善人》中的穆女士也是浸透了洋奴意识的讽刺形象。她“洋味”十足。不许人叫她“汪太太”，必须叫她“穆女士”，虽然她是仰仗丈夫的金钱来摆阔气的;她同任何有产者一样奴役下人，却给女仆起名叫“自由”、“博爱”;她提倡俭食：不要吃五六个窝头，或四大碗黑面条，而要多吃牛乳与黄油。在她的“洋味”十足的言行里，透露着虚伪、俗气与浅薄。《且说屋里》的包善卿是一个汉奸，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山木庇护下官运亨通，为非作歹。这个作品同时表现了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他们组织示威游行，高喊“打倒卖国贼”的口号。意味深长的是，在游行队伍中第一个打旗的就是包善卿的女儿。作家用这个细节表现了丰富的思想：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包善卿的家庭发生了分化，爱国的青年学生运动的兴起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一切跪倒在帝国主义脚下的汉奸都不会有好下场。在这个作品中作家的爱憎表现得十分鲜明、强烈。
面对着帝国主义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侵略，面对着日益衰颓的祖国，老舍忧虑而又愤懑。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贯穿了他所有的作品。有时候，他愤激地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国民党的暴政;有时候，他陷入深深的思索。《断魂枪》属于后一个类型的作品。这个作品带有浓重的哲理色彩。这个作品的中心情节是写“神枪沙子龙”的命运变化。由于时代的变迁，“沙子龙的镳局已改成客栈”，当年使他在江湖上赢得声望的“五虎断魂枪”已没有什么用场，他的事业已被时代的“狂风吹了走”。因此“在白天，他不大谈武艺与往事”，也不再教徒弟，即使孙老者远道而来学艺，他也绝不肯传一手。只是夜深入稀之后，关好小门，他才独自温习过去的枪法，“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不难看出，作家对沙子龙充满了同情，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作家对“神枪沙子龙”已经成了时代的落伍者这一个事实，也给予了具体的描述。作家的哲理的思考正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的。作品开头的一段议论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家思索的重心所在：“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镳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国，中国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封建社会固有的秩序已经土崩瓦解，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一切都换了样子。沙子龙的悲剧在于：他虽然生活在一个同过去全然不同的环境里，却不能理解眼前的变化;他对旧时代、旧事物心存怀恋，对眼前的生活，不无反感，然而却只能以绝不再传“五虎断魂枪”表示微弱无力的抗议。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这个作品哲理概括的深度在于，从一个江湖好汉面对着急剧变化的现实感到茫然、惶惑、抵触的心理入笔，透视了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的精神状态：他们保守、落后、闭塞，然而又不自觉，仍然沉迷于自我欣赏之中，在急剧变化的浪潮面前抱残守缺。这是落后“国民性”的又一种具体反映。作家对沙子龙不无怜惜，但更多的却是微讽。这个作品，篇幅虽短而含蕴深厚;文字凝炼，生动，是老舍短篇小说名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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