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协”成立大会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老舍宣读了大会宣言和告世界作家书。大会推荐周恩来、于右任、叶楚伧、周佛海等为“文协”名誉理事，选举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丁玲、许地山、郁达夫、胡风、曹禺、成仿吾、朱自清、田汉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扬、周立波、孔罗荪等十五人为候补理事。在第一次理事会上，老舍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实际上，老舍是“文协”的总负责人。他后来回忆说：“文协的组织里，没有会长或理事长。在拟定章程的时候，大家愿意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而不愿有个总头目。因此，总务组组长(按：应是总务部主任)，事实上，就是对外的代表，和理事长差不多。”(注：《八方风雨》。)以往似乎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的老舍，此时却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文协”的诞生，他在“文协”成立大会上即席赋诗一首，表达他对抗战事业的关注和对光明前途的胜利信念：
三月莺花黄鹤楼，
骚人无复旧风流。
忍听杨柳大堤曲，
誓雪江山半壁仇。
李杜光芒齐万丈，
乾坤血泪共千秋。
凯歌明日春潮急，
洗笔携来东海头。
为“文协”的成立，他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入会誓词》(注：见《老舍写作生涯》。)，以表决心，文中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打碎些个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事实证明，老舍是尽责的，由他担任“文协”的领导工作，确是最好的人选。“当时友人们说：老舍‘外圆内方’。外不‘圆’，经济、人事方面都转不动，内不‘方’，便会失却革命立场”(注：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对内，他要团结各派作家，使其通过各自的工作为抗战服务;对外，他要应付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他的工作繁重而又艰巨。“文协”成立时，国民党政府本已答应承担经费，后来看到无法控制协会的领导权，便一文不给，致使“文协”付不出房租，发不出工作人员的生活津贴。在这种情况下，老舍一方面到当局有关部门坐索，一方面四处奔走，向冯玉祥、邵力子诸先生借款，方使“文协”的各种活动能够正常开展。
作为“文协”的领导人，老舍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是复杂的，但是他的立场和态度却很分明。他明确地表示：“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注：楼适夷：《忆老舍》，《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文协”在武汉召开第二次理事会，由邵力子先生作主人，请大家吃饭，边吃饭边开会，周恩来同志以名誉理事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事后，老舍写了《会务报告》(注：见《抗战文艺》第一卷第6期，1938年5月28日出版。)，详细记载了这次理事会的情况。文中，老舍在周佛海名下，注“早退”二字，颇有“立此存照”的味道;但是对周恩来同志在会上讲话的情形，却有一段细致的、颇带感情的记述：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的在一块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这一段难得的文字，不仅可以见出周恩来同志的品德与为人，同时也表达了老舍对周恩来同志的敬佩之情。相比之下，周佛海名下的“早退”二字，愈发显示了老舍对国民党反动头目的冷漠与蔑视。对屈膝投敌的汉奸周作人，老舍也是憎恶的。为谴责周作人参加日寇在北平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的背叛行为，老舍与茅盾、郁达夫、冯乃超、胡风、丁玲、张天翼等十八人联名签署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注：见《抗战文艺》第一卷第4期，1938年5月14日出版。)，信中说：“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
在老舍的主持下，“文协”成立以后，在推动抗日文艺活动的开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它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引导和鼓励作家到战地去，深入现实的斗争生活，对于促进文艺为抗战服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在武汉创刊，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在重庆终刊，共计出版了七十余期，整整延续了八年，是唯一的一份贯穿整个抗日时期的文艺刊物。《抗战文艺》有一个三十多人的庞大的编委会，但实际具体处理编务的只有三、四个人，楼适夷、蒋锡金、孔罗荪、叶以群、姚蓬子等，曾经较长时间参加编辑工作，老舍则是实际的主持人。《抗战文艺》上所载的“文协”总务部报告都出自老舍的手笔。
一九三八年初夏，武汉形势开始吃紧。武昌遭敌机的轰炸，已经不成样子，千户街的福音堂两次中弹，炸弹就落在离老舍住处不远的地方。为安全起见，冯玉祥先生把老舍送到汉口，汉口也照样住不下去，但是为“文协”工作的正常开展，老舍决定在汉口坚持到最后，后来经邵力子先生的再三劝促，老舍才同“文协”总部的几个人一起，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日乘船离开汉口，穿过浩浩长江，逆流西去。中途，老舍因病在宜昌滞留一周，于八月十四日到达重庆。
艰难的丰收岁月
老舍在重庆生活了近八年的时间。在这里，他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最困难的阶段，也迎来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对老舍来说，重庆八年，是艰难而又丰收的不平常岁月。
老舍初到重庆，住在青年会的一间很小的机器房内，屋子又黑，响声又大，实难忍受。后来，住房有所改善，但工作条件仍十分艰苦。一九三九年五月初，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青年会附近变成了火场，老舍随“文协”会所暂时移住重庆郊外的南温泉。以后，应冯玉祥先生之邀，老舍又先后到陈家桥、歌乐山住过一个时期，一九四三年定居北碚(注：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将定居北碚的时间误记为1942年，实应为1943年。参看李萱华：《老舍究竟何年定居北碚?》，《重庆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其间，一九三九年夏天老舍曾随北路慰问团去西北慰问，同年年底返渝;一九四一年秋天，应西南联大的邀请，与罗常培先生同行，到云南讲学约两个多月的时间。除此之外，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未曾出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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