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幼年境遇的艰苦，情感上受了摧伤，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嫉恶如仇的愤激，正象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情同样发达。这种相反相成的交错情绪，后来随时在他的作品里流露着。涉世几年的经验，使他格外得到证明，他再不能随波逐流地和魑魅魍魉周旋了，于是毅然决然辞掉一般认为优缺的劝学员，宁愿安贫受窘去过清苦生活。他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大部分是取材于这个时候的见闻。(注：《我与老舍》，《老舍写作生涯》。)
罗常培，即罗莘田，满族人，著名语言学家，老舍少年时的好友，年龄小老舍一岁。他们之间从少年时期结下深厚的友谊，以后虽历尽沧桑，而友情越加深笃。一九五九年，老舍在悼念他的文章中写下“与君长别日，悲忆少年时……”即不能运笔，泪水涌上眼睛。(注：《悼念罗常培先生》，《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在老舍的青年生活中，特别应该提及的是“五四”运动对他的深刻影响。据老舍讲，正是他在方家胡同小学校做校长时，“五四”运动发生了。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一伟大的群众运动，但他从思想上却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并决定了他以后的生活方向。他说：“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对不会忽然想起去搞文艺。”(注：《“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五四”运动给他创造了作家的条件。
首先，“五四”运动给了他“一个新的文学语言”。过去，他学的是封建性的古典文学，散文学桐城派，诗学陆放翁与吴梅村。在新文学运动的激荡下，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过去所学的陈腐的规法，而改用白话写作。这文字的解放，在当时是一件大事，犹如砸断了束缚着双手的锁铐，他是以狂喜的心情迎接文学革命的。他同当时千千万万青年一样，不知道为此花费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纸笔。他开始偷偷的用白话写小说，而且字句中间放上新的标点符号，“再有一百吴梅村，也拦不住我去试写新东西!”(注：《老舍选集·自序》，《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他后来这样回忆。他当然也有苦闷。他有许多新奇的感受，觉得“什么地方都是诗”，却又捉摸不到明朗的诗句，迷惘而又伤感。他想象着月色可能是蓝的，石头是有感觉的，却又没有胆子把蓝月与活石写出来。新诗写得不顺手，就在深夜朗读《离骚》。他还没有跨进文学之门，但已经迈出了步子。
其次，“五四”运动给了他“一个新的心灵”，“一双新眼睛”。“五四”运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冲击着老舍的思想，使他的思想变了。他幼年入私塾，第一天就先给孔圣人的木牌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每天上学下学都要向那牌位作揖。这是天经地义的、从不敢怀疑的至理。然而现在，他“敢于怀疑孔圣人了”。他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老人老事”。“五四”运动使他开阔了眼界，拨开了他的心智。他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了国耻。可是直到“五四”，他才知道一些国耻是怎么来的，而且知道了应该反抗谁和反抗什么。他说：“以前，我常常听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类的泄气话，而且觉得不足为怪。看到了‘五四’运动，我才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注：《“五四”给了我什么》。)应该说，他后来不少长篇创作的主题思想，已经从这时就开始酝酿着了。
老舍辞去劝学员的职务之后，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到天津南开中学担任语文教员，兼任初级二年七组的辅导员。他在教课之余，还参加了师生合组的出版委员会，经常出席研究有关学校刊物出版的会议，并审理稿件。这一年，他应校刊编者之约，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习作《小铃儿》，发表于《南开季刊》第二、三合期上(一九二三年一月)，署名舍予。小说的内容是写一个叫小铃儿的小学生，因为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而被学校开除的故事。这篇作品的显著特点是它的爱国主义的主题;他的创作的起步之作即显示出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明确态度，这是很有意义的。然而，老舍自己并不满意。他说：“除了在学校练习作文作诗，直到我发表《老张的哲学》以前，我没写过什么预备去发表的东西，也没有那份愿望。不错，我在南开甲学教书的时候曾在校刊上发表过一篇小说;可是那不过是为充个数儿，连‘国文教员当然会写一气’的骄傲也没有。”(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一九二三年二月底或三月初，老舍自天津回到北京。在北京，他在顾孟余先生主持的教育会作文书，同时在北京市第一中学兼教两小时国语。这时他每月的收入只五十块钱，抵不上做劝学员时工资的三分之一。然而他艰苦挣扎，谢绝各方的引诱，刻苦自励。生活拮据，他宁可卖掉皮袍，给老母添置寒衣和米面，也绝不随意借债。罗常培晚上到北长街雷神庙的教育会所去看他时，他含泪把自己的苦衷据实以告。罗常培恳挚责问：“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来。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冻?”他的回答是：“不!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骨头!希望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檐前的铁马被带哨子的北风吹得叮当乱响，两个年轻的朋友相对无言，这就是彼此的支持了。(注：详见《我与老舍》。)
二十年代初，老舍同北京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有过较多的联系。他同进步的、爱国的宝广林(乐山)是挚友，宝广林主事过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老舍曾在缸瓦市堂附设的英文补习夜校学习英语，并帮助教会做些社会工作。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证道团主办的刊物《生命》月刊第三卷第四期上刊出老舍翻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基督教的大同主义》，原作者就是宝广林。宝广林用英文写作，他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宣扬一种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大同主义。他认为，应该“扑杀蓄婢之制，以提高妇女地位，置婴孩于家庭中心，而尊崇独妻之制。以牺牲之精神，使社会安堵。”(注：详见曾广灿：《老舍早期译文：〈基督教的大同主义〉》，《文史哲》1981年第4期。)这种主张，自然带有唯心主义的、空幻的色彩，但对于出身贫寒、渴望自由平等的老舍，却是救世的福音。老舍的思想当时还没有达到先进思想家的高度，他还不善于分辨理论上的真伪，是很自然的。应该说，他还处在探索中。一方面，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对于如何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又处在朦胧状态中。在这种情形下，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就难免受到包括博爱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的影响。在博爱主义的影响下，他于一九二二年加入基督教，受洗礼，也是一件自然的事。应该看到，对于早年受到的这种博爱主义的影响，到了三十年代初他是有所认识的，在后来的创作中，他并且借否定具有博爱主义思想的人物，否定了这种思想，这就是《黑白李》。一个取得卓越成就的作家的思想历程往往是比较复杂的，老舍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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