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夏天，葡萄与各种果树全比上年多结了三倍的果实，仿佛只有它们还记得尤大兴的培植与爱护似的。
果子结得越多，农场也不知怎么的越赔钱。
一个具有务实精神的性格刚直的事业家，硬是把个乱糟糟的农场引向了正路，但却落了个被革职的结果;一个只会敷衍、自私庸俗的小官僚，尽管因把农场搞坏而被革职了，却可以卷土重来，继续主办农场，这个对照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它使人们又一次认识了旧中国的腐朽与黑暗。旧的社会制度，是丁务源们的天堂，却没有尤大兴的用武之地。尤大兴的出路在哪里，他的用武之地在何处，作者没有指出来，小说的重点在于引导读者认识和否定那个旧世界。旧中国滋养了大批象丁务源一样的官僚、市侩与昏虫，完全扼杀了尤大兴等爱国事业家的创造力，这个社会难道还不应当憎恶、否定和批判吗?《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这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批判力量，在老舍抗战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中，是最为突出的。
抗战时期，老舍还发表过两个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蜕》与《民主世界》。《蜕》是一九三八年初在武汉动笔的。武汉的《抗到底》半月刊于第四期(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出版)开始连载，至二十三期(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出版)截止。这部小说是随写随载的，据老舍在《八方风雨》中说，所以未能写下去，是因为《抗到底》的停刊。从已发表的近十万字来看，这部小说的社会背景还是比较广阔的。它描写抗战初期，北方某省的省会阴城，来了五名从北平逃出的爱国学生，他们一到阴城车站，立即对伤兵车上的抗敌将士进行慰问，然而昏庸的阴城警方竟以“闹事”为借口，将五名学生抓捕。警察局长和教育局长对学生进行了审问，教育局长专会选择一些好听的字眼，“说到了学生，他十二分的可惜他们把极宝贵的光阴，用到慰劳伤兵上去，而没能专心去读书;倒仿佛他一点不晓得平津已经陷落。自然他也十二分的同情于他们，因为他们都正在血气方刚，在行动上难免有失检点。他十二分的惭愧未能在事前知道，设法避免冲突，这自然不完全是他的疏忽与错误，因为他们并不是阴城的学生，因此，他十二分诚恳的希望他们承认，学生与警士之间必是因了误会而起了小小一点争执;更非常诚恳的请求警局局长原谅他们。假若可能，他十二分的，啊，希望局长在他们悔过道歉的条件下，释放了他们;不必对他们太认真了;他们究竟是外乡人，不能完全明晓阴城的一切，啊，啊，一切，完了。”警察局长是另一副面目，他只知道“把学生们押起来或揍一顿是更有效的办法，用不着耍嘴皮子”。老舍以尖锐的讽刺手法，勾画了阴城地方官僚们的可憎可厌的面目。小说中厉树人、曲时人、金山、易风、平牧乾等五名爱国学生的形象，也是鲜明的。通过对流亡学生的描写，老舍寄寓了他的深沉的爱国热情。
《民主世界》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二月出版的《民心》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它只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开头的三节，不足一万字。老舍本人从未谈过这部作品，他究竟为什么没能继续写下去，至今还是个谜。这个小说取材于抗战时期重庆郊区一个小镇的生活。看来，作者是想以这个小镇为背景，暴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让人们见识一下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民主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作者的讽刺是尖锐的，笔调幽默、诙谐。
上面介绍的只是短篇小说和两个未完成的长篇，而抗战时期老舍小说创作的主要成果，则是《火葬》与《四世同堂》。
长篇小说《火葬》是一九四三年夏天在重庆北碚时动笔的，前后约用了四个月的光景，到年底完成。
这是一部战争文学，它描写了一支抗日部队在华北的一个小县城里惩治汉奸、打击日寇的故事。众所周知，老舍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城市贫民或下层职员的生活，直接写战争的作品，除了建国后的《无名高地有了名》，就是这一本了。由于对战争生活的陌生，老舍在创作中，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致使这次相当费力的创作劳动，未能获得应有的成功。老舍自己则认为，这是一次失败。他说：“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的太少。我的一点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所知道的，别人也都知道，我没能给人们揭开一点什么新的东西。”(注：老舍：《〈火葬〉序》。)作家应当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应当从他长期的生活积累中提炼和挖掘题材，以扬其所长，发挥自己的艺术独创性。《火葬》所写的，不是老舍所熟悉的生活，因而，通读全书，好象老舍的笔被什么东西绊住了，难以象解剖刀一样，深入生活底层进行挖掘。老舍明知其所短，何以要写这部小说呢?这就涉及到了作者对待战争和战争文学的态度问题。我们主张作者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同时，还应当提倡作家去熟悉新的生活，不断地开拓题材的新领域。“文协”提出“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就是号召作家去熟悉抗日人民的生活、及时反映人民的抗日斗争。老舍在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写《火葬》这样的作品，显示了以创作为抗战服务的真切愿望。他说《火葬》“要关心战争”(注：老舍：《〈火葬〉序》。)，就是这个意思。抗日战争是反击侵略者的正义的民族战争，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关系到亿万人的生存，作家应当有勇气去反映这一新的现实，去熟悉新的生活。老舍是具有这种勇气的。他说：“失败，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试写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它了。什么比战争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亩变成荒地，使黄河改了道，使城市变为废墟。使弱女变成健男儿，使书生变为战士，使肉体与钢铁相抗。最要紧的，它使理想与妄想成为死敌。我们不从这里学习，认识，我们算干吗的呢?写失败了一本书事小，让世界上最大的事轻轻溜过去才是大事。假若文艺作品的目的专是为给人娱乐，那么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便根本不应存在。我们似乎应当‘取法乎上’吧?”(注：老舍：《〈火葬〉序》。)这不仅是一种严肃的创作态度，也是爱国热情和高尚思想的体现。
就小说本身而言，《火葬》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情地暴露了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兽行;二是通过对人民群众和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的抗日热情的描绘，表现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不屈精神。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集中在关于文城失陷后的一段描写中。“敌人在文城的第一次屠洗，是以鸡鸭牛羊为对象”，之后，则是抢劫。“他们有系统的，最精细的、挨家按户的搜查奸细——而所收到的是时表，金银手饰，皮衣，和其它的细软。……只要是可以拿走的，那怕是一分钱或一个铜钮子，他们都拿走。那不能拿的，他们会用手，脚，枪柄去弄碎。”抢劫之后是屠杀，“十几个小孩子，从两三岁到十一二岁的，都因为在门外大便或小便，被敌人用刺刀穿过了胸口，而后教他们的父母去交罚款”。晚上因为忘了点太平灯，因为出去请医士或产婆，也要被敌人用刺刀杀死。一时，文城成了死城，变作了一个最黑暗的囚狱。这些描写，都是血的控诉，控诉敌人是为了教育和启发人民。我们不主张过分夸大文艺的社会作用，然而在那群情激奋、全民族都在抵御外来侵略的年代，通过文艺作品暴露侵略者的凶残本质，暴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对于激发人民的爱国情绪，激发人民对于侵略者的仇恨情绪，进而动员更多的人投入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之中，同仇敌忾地同敌人作战，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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