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_潘怡为【完结】(61)

　　第十七章　美国之行(一九四六——一九四九)

　　寂寞的生活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介绍，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和曹禺赴美讲学，为期一年。

　　老舍、曹禺离渝之前，“文协”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为他们举行隆重的欢送酒会。到会的有茅盾、巴金、胡风、阳翰笙、何其芳、刘白羽、陈白尘、聂绀弩、邵荃麟、冯雪峰、潘梓年、冯乃超、杨晦等五十余人。茅盾首先说明欢送的意义，他说：“我们的官方曾经派了不少人到外国去，这些人到外国去替官方做宣传。这一回美国国务院来请中国作家出国，老舍先生和曹禹先生是我们民间文化人第一次出国的两个。”他希望老舍和曹禺到了美国以后，“把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思想生活，老百姓的要求，和抗战八年中，中国人民是怎样的进步着，把一切中国实际情形告诉美国人，吃黄牛油的洋人对于中国的小辫子和三寸金莲未免太隔膜了。现在要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人如今不仅在形式上没有小辫子，在精神上也没有小辫子了。这样对于中美两国文化的沟通，才会有真正的帮助。”(注：见黎舫：《中国民间文化人第一次出国》，《文联》第3期，1946年2月5日出版。以下引文同。)老舍在讲话中谈到，他这次出国要说的有三点，“第一点是为了个人，出国休息休息，这八年的生活对他委实是受了疲劳轰炸。第二点，向美国人讲讲中国人民的生活，尽力使美国人对中国发生新的认识。而且认识中国新文艺有如何的成就。一般美国人批评中国新文艺的写作技巧太差，他们不知道，中国五十年来的惨淡的日子，不知道中国人做恶梦也在想革命，在争取民主的自由!因此中国作家在这艰苦的几年的作品，只能顾内容，而忽略了技巧，他也要劝美国人少讲点技巧。不要因小事而忘记了大的事情。第三点是介绍中国文协这个组织。”谈到“文协”，老舍十分激动，他说，“他平生最怕‘人事’关系的纠缠，然而他觉得八年间他负了‘文协’的任务，文协的人事关系一直很简单，他与文协已发生了深深的感情，他感动地说他对于文协已成为一种‘嗜好’了。”老舍对于我国人民的迫切的革命要求的认识，对于文艺的内容与技巧的关系的认识，都是很深刻的。他特别强调他对“文协”的感情，再一次说明，他已经把自己个人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由重庆到上海后，老舍再次讲到他与“文协”的感情。上海文协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在上海金联食堂举行大会，为老舍和曹禺送行。参加欢送会的有叶圣陶、夏衍、以群、许广平、赵景深、李健吾、柯灵、黄佐临、赵家璧、郑振铎、唐弢、赵清阁、冯亦代、郭绍虞、曹聚仁等，费正清教授也应邀到会。这次欢送会由郑振铎主持并首先致词，接着叶圣陶讲话。老舍在会上说：“对于文协，我始终不曾偷懒，即使忙碌，仍旧帮助它，我不作官，不教书，也不善于对付人，但在文协却对付了下去。此行去美国，我所想念的，除了小孩子们，就是文协。文协已经在我的心里生了根。上海不久要成立总会，希望上海和内地把这个团体好好的保存住，因为这团体是最干净，最珍贵，最使人时刻不忘。”(注：见赵景深：《记一个作家集会》，《文艺春秋》第三卷第1期，1946年7月15日出版。)他要告别故土，再次远去异国，但是他的心仍然向着“文协”。他关注“文协”未来的命运，表明他的心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息息相通的。老舍的这种精神，感人至深。

　　老舍与曹禺到沪以后，本拟乘美国史各脱将军号巨轮，不日赴美。该船是由美国来上海，接载一千六百余名美军士兵的，因未按预定日期到沪，美军大怒，组织起一个“兵士法庭”，宣判史各脱将军号为“死刑”，致使开船日期一再推迟。美军内部的这场纠纷平息之后，老舍、曹禺才同美国士兵和二百名华侨一起，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下午，乘这艘巨轮离沪赴美。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老舍等抵达美国西北部的重要城市西雅图，然后经华盛顿，月底到达纽约。在美国的头一年，老舍应邀到很多城市讲学或参加会议，他的讲学题目有《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等。一九四六年六月，老舍应邀到科洛拉多州的丹佛大学参加小剧场节目社会研究会议和人道地方会议。老舍在后一个会议上，演讲“中国作家之路”，他说：“形式之美丽与完善，对于吾人，远不及民族与社会福利之重要，吾人若果能凭借吾人之写作，为邻人扑灭火灾，则吾人将较之获得诺贝尔奖金，更觉满足。”(注：见1946年8月28日《文汇报》第四版所载消息。)他强调作家的创作应首先顾及内容，应对民族与社会有益，不应只在形式上着眼。这和他在重庆欢送会上所表明的观点是一致的，也是他几十年从事写作的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他的创作态度的严肃与认真，使人敬慕。

　　除了讲学之外，老舍还到美国一些城市观光、考察，参观一些著名大学，并应邀到加拿大旅行一个月。一年以后，曹禹如期回国，老舍因手头的小说写作未完成，继续留住美国。

　　旅美期间，老舍看到，一般美国人对于政治很少兴趣，美国社会是商业化的社会，“有钱就行，赔钱不干”(注：《老舍先生谈美国》，1950年1月8日《大公报》。)，他应邀到西雅图出席美国西北部作家协会的会议，但会上讨论的全是生意经方面的问题，与文艺毫不相干。耳闻目睹，加深了老舍对资本主义世界腐朽性的认识。

　　在美国，老舍的生活是紧张而又寂寞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他由纽约致函吴祖光，信中说：“到美之前，即决定以‘杀车法’应付一切，以免开足马力，致心身交败，美人生活以‘忙’著名，而弟等身体如重庆之旧汽车，必有吃不消者。但双脚一践美土，‘杀车’即不大灵，如小鱼落急流中身不由己，欲慢而不能，遂亦随遇而安，且战且走，每每头昏眼花。”(注：《纽约书简》，《老舍写作生涯》。)他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说：“外面是十里洋场，我守着斗室，冷冷清清。”(注：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在给谢冰心的信中，他说他在纽约，“就象一条丧家之犬”(注： 冰心：《老舍和孩子们》。)，他讨厌美国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寂寞，他怀念祖国，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溢满心头。

　　他也有欢快，那就是在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时。他亲眼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取得一个胜利，美国进步分子和华侨都要举行一些室内庆祝会。他时刻注视着国内局势的变化，盼望蒋家王朝早日灭亡，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把这种心情，写在小说《鼓书艺人》中了。

　　旅美期间，老舍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一部是《鼓书艺人》。两部作品写成后，老舍帮助两位翻译者分别将他们译成英文。《鼓书艺人》由郭镜秋女士翻译，《四世同堂》由艾达·普鲁伊特翻译。后者是一个节译本。老舍归国心切，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翻译上了，白天他同郭镜秋女士一起工作，晚上七点到十点给艾达·普鲁伊特读《四世同堂》。艾达·普鲁伊特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写给费正清夫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一直工作到他离开。他曾非常苦恼，因为我翻译得‘太慢’。他想回家，回中国去，他为此而焦急。”(注：见胡洁青、舒乙：《破镜重圆》，《十月》1982年第2期。)老舍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使他激动，国内朋友们的来信和来电，不断地向他发出回国的邀请，周恩来同志就曾经请曹禺和楼适夷给老舍写信，转达党、人民政府以及他本人欢迎老舍回国的愿望。郭沫若、夏衍、冯乃超、萧三、丁玲等也曾给老舍写信或发电，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在协助两位翻译者完成了工作任务之后，老舍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