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高地有了名》也有明显的缺点。由于作家对部队生活体验不深，所以人物刻划显得不够丰厚，该深入挖掘的地方，作者的笔力明显软弱，拘谨。这完全是生活不足所致。老舍在小说的后记中说：“体验生活应该是长期间的事，大致参观一下是不中用的。没有真实的生活写不出文艺作品来。”作者自己的结论是诚恳的。尽管如此，《无名高地有了名》毕竟实现了作家写英雄的愿望，表现了作家的真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可贵的政治热情。五个月的朝鲜战场生活是珍贵的，一部分量并不重但却体现了作家的真情实感的书，也是珍贵的。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老舍在《谢谢青年朋友们的关切》(注：见《老舍写作生涯》。)一文中说：“今年下半年，假若条件许可，我希望能到部队去，写一两篇描写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假若这计划能实现，我就又有机会和青年战士们在一起了，那够多么幸福啊!”由此可见，老舍对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五个月的共同生活，是十分怀念与珍视的，他和战士们的感情也是极为深厚的。
“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写”
建国以后，老舍的政治热情一直十分高涨，他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人民政府，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热心为人民服务，因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爱戴。回国之后不久，他就被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后来又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对于这些任职，老舍把它看作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尽心尽力，热诚工作。在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体察一般居民的情绪，了解他们的愿望与要求，并在市人民政府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加以反映。譬如关于如何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救济贫民问题，老舍就曾在市人民政府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过相当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认真地采纳了。繁重的社会活动占去了老舍相当多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他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办公、开会或从事其它社会活动，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他的腿有病，经常拄着手杖参加会议或进行社会调查。有时腿疾加重，疼痛难忍，也不住医院。当有些青年人写信问他忙不忙时，他回答说：
我很忙!在咱们的新国家里，人人都应当忙，都应当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在咱们之中，“懒汉”是最可耻的称号!
我应当忙!只有大家忙，我也忙，我才有脸见人!假若有点小病我即卧床不起，或抓个机会就请三天假，被称为“懒汉”，可真不得了!我宁愿忙死，也不甘作“懒汉”!(注：《谢谢青年朋友们的关切》。)
这些话是一九五五年说的。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五年多的时间，他不光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还写了《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四个话剧，写了《柳树井》等一大批通俗文艺作品，写了中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写了大量的杂文、散文、评论等，他的创作量是惊人的。周扬曾经称老舍是“文艺队伍里的一个劳动模范”(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见《文艺报》1956年第5、6期。)。这个评价，是既中肯又确切的。一九五六年以后，老舍的社会活动有增无减，腿病也加重了，同时他的写作量却增加了。老舍说：“我要不断地劳动，象劳动人民那样热爱劳动，从劳动中尽到责任，得到生趣。”(注：《五十而知使命》，《小花朵集》。)我们只消把他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间所写的作品加以统计，就可以看出，文艺队伍里的这位劳动模范，为了给人民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付出了多少心血啊。这个期间他创作的大型作品有：话剧《西望长安》(一九五六年)、《茶馆》(一九五七年)、《红大院》(一九五八年)、《女店员》(一九五九年)、《全家福》(一九五九年)、《神拳》(一九六○年)、《宝船》(一九六一年)、《荷珠配》(一九六一年);京剧《十五贯》(一九五六年)、《青霞丹雪》(一九五九年);儿童歌剧《青蛙骑手》(一九六○年);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一九六二年)。这样巨大的创作量，在我国同期的当代作家中，的确是首屈一指的。
在这些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仍然是话剧创作。就艺术成就讲，《茶馆》当居首位。在这个剧本中，老舍以北京一座大茶馆的兴衰为线索，反映了从清朝末年到全国解放前夕五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老舍不但以点石成金的娴熟技巧，生动地刻划了几十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在话剧的民族化方面，进行了成功的艺术探索，尤其是它的戏剧语言，简洁、清浅、活泼、幽默，不仅容量大，内涵深刻，而且王争然出声，一碰就响，有说不尽的妙趣。《茶馆》不仅是老舍话剧创作的高峰，也是我国当代戏剧艺术的杰作，在中外读者与观众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西望长安》是老舍建国后所写的唯一的一部讽刺剧。它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九五五年七月，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揭露了一个反革命政治骗子李万铭的活动史。这个骗子冒充战斗英雄，从一九五一年起，在我们的十几个城市行骗。他不仅混入了党内，还窃取了国家机关的重要职务。罗瑞卿同志在指出了这一事件的教训之后说：“我很希望我们中国也出一个果戈理，把李万铭以及被李万铭欺骗的麻痹分子搬到舞台上来，使公安工作者和全体人民都永远记住这样一件事”(注：罗瑞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新华月报》1955年8月号。)。老舍听了罗瑞卿同志的报告之后，毅然承担了这一创作任务，写出了《西望长安》。剧本基本情节是：国民党青年军成员、三青团团员栗晚成，伪造文件，冒充“战斗英雄”，混进“陕西省干部农业技术训练班”，后来又利用训练班领导人的官僚主义和麻痹思想，伪造调令，调往中南区农林部。在这里，他又冒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英雄”，骗取了人事处长马昭等人的信任，被委任为农业技术研究所的秘书主任。后来又随马昭调往北京，在中央农林部拿处长级待遇，暂时在医院疗养。疗养期间，他又伪造空军司令员约他去兰州参加军事会议的电报，骗取了农林部为他准备的飞机票，到了西安。在西安他又冒充军队某军参谋长兼师长，继续行骗。不久，以省公安厅处长唐石青为首的公安人员，经过调查，弄清了栗晚成的真面目，将这个政治骗子逮捕归案。《西望长安》通过对栗晚成的行骗历史的描写，无情地嘲笑和讽刺了政治骗子的可耻嘴脸，尖锐地揭露和批评了存在于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同时又通过唐石青这一正面形象的刻划，显示了人民公安工作的力量。在刻划栗晚成的形象时，老舍的笔致谐谑、幽默，其中有些细节，具有较为强烈的讽刺效果。例如栗晚成冒充志愿军战斗英雄，他这样编造自己的英雄行为：“看，有一天，刚刚天亮，敌人反扑，打白刃战。两个塔似的美国兵一齐扑过来，两把刺刀同时刺到这里(急掀军衣，露出腹部)，我连眼也没眨巴一下，啪，啪，两手枪，两个‘塔’全倒下去。”这种漏洞百出的吹嘘，出自一个从未到过朝鲜战场的骗子之口是真实的。作者让人物把这段台词在剧中的不同场合重复讲了三次，这就更增加了它的可笑性，使读者或观众在笑声中，不断加深了对这一反派人物的鄙视、憎恶的感情。但是，作为一部讽刺剧的主人公而言，栗晚成的形象还较为单薄。在不少场次，作家往往侧重于交代情节，未能对栗晚成的丑恶灵魂进行深入的揭示，因而使这一形象的深刻性受到了削弱。在后两幕中，作家着力刻划了省公安厅处长唐石青的形象，他的精明干练而又机智风趣的性格，写得比较生动。《西望长安》是讽刺喜剧，但是它的写法与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是不同的。老舍说：“我的写法与古典的讽刺文学作品(如《钦差大臣》等)的写法大不相同，而且必须不同。《钦差大臣》中的人物是非常丑恶的，所以我们觉得讽刺得很过瘾。通过那些恶劣可笑的人物，作者否定了那个时代的整个社会制度。那个社会制度要不得，必须推翻。我能照那样写吗?绝对不能!我拥护我们的新社会制度。假若我为写得痛快淋漓，把剧中的那些干部们都描画成坏蛋，极其愚蠢可笑，并且可憎，我便是昧着良心说话——我的确知道我们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只在某些地方有缺点，犯些错误。我只能讽刺这些缺点，而不能一笔抹杀他们的好处，更不能通过他们的某些错误而否定我们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今天的讽刺剧为什么必须与古典讽刺剧有所不同。”(注：《有关〈西望长安〉的两封信》，《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从具体的矛盾性格出发，对各类人物采取互不相同的态度，或嘲笑与暴露，或批评与帮助，或肯定与歌颂，《西望长安》在具体分寸的掌握上，是准确的，这就使这部作品有着较好的社会效果。社会主义的讽刺喜剧，既可以讽刺敌人，也可以讽刺人民内部的落后人物或落后现象。讽刺敌人要辛辣尖锐，但又不可将敌人漫画化;讽刺人民内部的落后人物(包括官僚主义者)，则不可失度，主要是通过批评与帮助，使他们惊醒，警觉起来。老舍在《西望长安》中所采取的这种创作态度，是非常正确的，至今，对我们仍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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