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幕写的是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支持军阀混战的时代。作家在这一幕戏开始，不仅为我们描绘了裕泰茶馆趋于衰落的景象，而且通过难民进城讨饭、巡警催派大饼、大兵敲诈王利发、报童呼叫“长辛店大战的新闻”等细节，鲜明而准确地写出了军阀混战时期的社会环境。清朝灭亡了，但是中国依旧在黑暗中。老舍的深刻不在于写出了社会黑暗的继续，而在于通过真实的艺术描写，揭示了社会重又坠入黑暗的原因。当王淑芬向跑堂的李三夸奖王利发注重改良时，李三说：“哼!皇上没啦，总算大改良吧?可是改来改去，袁世凯还是要作皇上。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今儿个打炮，明儿个关城，改良?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这就说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群众，已经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直感到中国上层统治形式的更替，并未使社会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并不曾埋没社会固有的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鲁迅曾经深刻地指出，辛亥革命不过使人们“枉然失去了一条辫子”，李三连辫子也不剪，他担心皇上还被“改回来”，他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你看，清朝的老式特务宋恩子、吴祥子不是依然稳操旧业，他们的“灰大褂反倒成了铁杆庄稼”吗?当常四爷在茶馆里重又见到当年把他抓进监牢的宋恩子、吴祥子时，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宋恩子随口问常四爷：“混的还好吧?”常四爷叙述完自己的一段经历之后，问：“您二位怎么样?”吴祥子说：“瞎混呗!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宋恩子，该怎么说啦?”宋思子答道：“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不改当年的倔强脾气，进一步追逼：“要是洋人给饭吃呢?”吴祥子神气十足地回答：“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够打起仗来呢?”这些对话，容量很大，简直可以使我们认识一个时代。宋恩子、吴祥子当初不过是清朝统治者的小走狗，自然算不上辛亥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然而革命风云的变幻，不仅没有触动他们的一根毫毛，他们的政治地位竟然还会依然如故地牢靠，那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专办革命党”的本领。革命成功了，以前“专办革命党”的人物，现今依然“专办革命党”，这似乎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然而却是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它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形势的特点。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注：鲁迅：《哀范君三章》，《集外集》。)，变来变去，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的社会性质不改变，宋恩子、吴祥子的政治地位也就不会改变，不论哪个统治者上台，都需要他们效力。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茶馆》第二幕的艺术描写，同样可以使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所以说，这一幕戏既是对军阀混战时期黑暗现实的揭露，也是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一个尖锐而有力的批判。
第三幕写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生活面貌。到这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病态的中国社会，已经临近它的灭亡了，漫漫长夜，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阶段。我们看到，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了：王利发“钱也光，人也老，身上剩了一件破棉袄”，全北京硕果仅存的裕泰茶馆已经破烂不堪，难以维持生意了;能够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名厨师，落得在监狱里蒸窝窝头，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人多呀”;曲艺名手一场演出，只上五个座儿，民间艺人只好慨叹“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作家不只写了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黑暗，而且写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我们看到，当年清廷的要人庞太监的四侄媳妇庞四奶奶，如今竟自称“娘娘”，神威逼人，因为她的儿子有三重身份：三皇道大坛主、国民党大党员、宪兵司令部沈处长的把兄弟。沈处长则以董事长的身份，支使小刘麻子开办以拐卖妇女为业的所谓“拖拉斯”，为的是“首先满足美国兵的需要”，可见沈处长的背后是美国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官僚的相互勾结，加速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进程，加深了中国社会的黑暗与腐朽，也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与灾难。这就是《茶馆》第三幕所显示的主要思想内容。
反动势力把人民推进了灾难的深渊，同时也为埋葬自己准备了掘墓人。在第三幕里，老舍在正面描写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的同时，又从侧面写了人民的觉醒与反抗。这里不仅有学生运动的高涨和教员的罢课，而且通过康大力参加革命和康顺子、王大栓、周秀花等投奔西山解放区，画龙点睛地暗示了未来的光明前景。交织在细腻、准确的艺术描写中的揭露、鞭笞和暗示，使人们确信，这个黑暗腐朽的社会已经到了总崩溃的前夜，它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代替它的将是崭新的社会制度。《茶馆》的结尾是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撒纸钱的场面。三位老人经历了三个黑暗的时代，目睹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虽然他们各自所走的人生道路大不相同，然而他们对旧中国现实社会的腐败都已经彻底看透了。在寂寞、绝望、无所依归的情绪中，他们决定“照老年间出殡的规矩”，用撒纸钱来“祭奠祭奠自己”。这个场面，悲凉、凄惨，催人泪下，同时又寓意深刻，发人深省。他们的行动，与其说是哀叹自己的悲惨的一生，毋宁说是为旧社会送终。随着三位老人的呼喊，在阴冷、单调、令人窒息的气氛中，读者和观众对旧社会的憎恶之情，油然而生。周恩来同志在看了《茶馆》的演出之后说：“这个戏应该演，让我们的青年们看一看人吃人的旧社会是多么可怕!”(注：转引自胡洁青：《关于老舍的〈茶馆〉》，《〈茶馆〉的舞台艺术》。)明白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可憎，也就自然地激发人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正是《茶馆》的创作意图，也是它的现实意义所在。
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
在短短的三幕戏中，逼真地描绘三个不同时代的社会面貌，没有独到的塑造艺术典型的功力是难以胜任的。因为文艺作品总是要通过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才能达到对社会生活的深广概括，并进而教育和影响读者。象《茶馆》这样的作品，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出场人物又非常多，作家又必须通过广阔的群众场面，勾勒时代的风俗画，这就更给人物形象的塑造，增加了难度。在困难的课题面前，老舍有他的办法。这些办法是什么呢?把老舍在不同的文章中所讲述的关于人物描写的意见集中起来，主要有这样三条：第一，写自己熟悉的人物，而且必须熟悉“人物的全部生活”(注：老舍：《戏剧语言》，《出口成章》。);第二，眼睛要老盯住人物不放，“不能因事而忘了人”(注：老舍：《戏剧语言》，《出口成章》。);第三，“话到人到”(注：老舍：《对话浅论》，《出口成章》。)，人物的对话必须是性格化的语言，“开口就响，闻其声知其人”(注：老舍：《对话浅论》，《出口成章》。)。《茶馆》是完美体现老舍这些主张的杰作，剧中出场的几十个人物，哪怕有的只讲了三五句话，也写得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尤其是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王利发的形象塑造，更是真实生动，血肉丰满。作家对人物的熟悉，对人物性格把握的准确，以及技巧的纯熟、精切、自然，不能不令人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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