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看出，老舍在答复那种建议时，是很讲道理的。他讲了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是剧情的安排，不应当脱离特定的主题。《茶馆》的主题是“葬送三个时代”，如果沿着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参加革命的线索去发展剧情，固然也可以写戏，但是那个主题就不是现在的主题了。二是艺术要创新，不能“叫老套子捆住”。老舍讲的这两点，含义很深。尤其是我们加着重点的那一句话，讲得很亲切，很谦虚，也很含蓄，同时它的针对性也是很强的。
老舍说的“新的尝试”，体现在《茶馆》的创作中，有丰富的内容。最重要的是题材选择问题。所谓“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也主要是指突破了题材问题上一些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束缚。众所周知，题材的选择是密切联系着作家的风格的，作家的艺术特长和创作个性的发挥，首先要受题材的制约与影响。再高明的作家，如果对他的描写对象是陌生的，也会在创作中感到束手无策。老舍说：“作家总是选择与他的创作风格一致的题材来写。我就写不出斗争比较强烈的戏。因为天性不是爱打架的人，而且又没有参加过革命斗争”(注：《题材与生活》，《小花朵集》。)。从老舍的风趣、诙谐的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从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生活经历两个方面来确定自己应当写什么，不应当写什么的。这是完全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作家如果对他们反映的事物，对他们描写的生活不熟悉，不能做到鲁迅说的“烂熟于心”(注：鲁迅：《〈出关〉的关》，《且介亭杂文末编》。)，那就很难把复杂的现实关系写得真实可信，也很难使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内容与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当然也就失去了成长、发展的丰富土壤。因为，在写什么的问题上，最需要创造一种民主的气氛，使作家能够自由地施展自己的特长。老舍说：“谁写什么合适就写什么，不要强求一律。顺水推舟才能畅快。”(注：《题材与生活》，《小花朵集》。)他认为，这样做，每个作家就都能拿出自己的一招，发挥自己的特长了，“大家都拿出自己的一招来，也就百花齐放了”(注：《题材与生活》，《小花朵集》。)，这个看法，完全符合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艺方针。《茶馆》所以取得成功，正在于老舍熟悉他所写的生活，熟悉他所写的人物，熟悉人物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这的确是一次“畅快”的创作。在著名的广州会议上，老舍曾经以讲人物语言为例，意味深长地将《茶馆》和《青年突击队》作过一个对比，他说：
在《茶馆》的第一幕里，我一下子介绍出二十几个人。这一幕并不长，不许每个人说很多的话。可是据说在上演时，这一幕的效果相当好。相反地，在我的最失败的戏《青年突击队》里，我叫男女工人都说了不少的话，可是似乎一共没有几句足以感动听众的。人物都说了不少的话，听众可是没见到一个工人。原因何在，就是我的确认识《茶馆》里的那些人，好象我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因此，他们在《茶馆》里那几十分钟里所说的那几句话都是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流出来的。反之，在《青年突击队》里，人物所说的差不多都是我临时在工地上借来的，我并没给他们批过“八字儿”。那些话只是话，没有生命的话，没有性格的话。(注：《戏剧语言》。)
这里讲的主要是语言，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明，作家对他所选择的题材熟悉与否，往往成为创作成败的关键。
老舍是著名的“北京通”，他对旧时代的北京社会，尤其是对北京市民生活，有极为透彻的了解。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说过：“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象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注：《三年写作自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应当说，这是得天独厚的创作条件。试看，《茶馆》里的几十个人物，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一应俱全，老舍居然可以给每个人批“八字儿”，这是何等深厚的生活积累啊。正因为有雄厚的生活积累作后盾，所以老舍在《茶馆》的艺术构思上，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这些尝试包括：他把中国近代社会五十年的历史变迁，集中概括在短短的三幕戏中，而且通过简洁、生动地勾画，能使观众领略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病态社会的清晰发展轮廓;他把戏剧场面巧妙地安排在一个茶馆里，使众多的人物在这个“小社会”里离合、纠葛、演化，以他们各自独特的命运，反映社会的变迁，他没有正面去写政治问题，然而各类人物的命运，甚至茶馆在外部布置上的演变，无不从侧面“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这就既写了政治，又避免了说教，而且通过逼真的戏剧场面和人物的活动，勾勒了栩栩如生的民族生活的风俗画;在结构上，他没有安排贯穿始终的中心事件，也并不重故事性，而是把重点放在写人上，并且不是写一个人，是写众多人物的命运及其相互关系。一个接一个的小故事，一个接一个的生活片断，看来似乎松散，却在“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制约下，产生了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构成了“形散神不散”的独特而又完整的艺术结构。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尝试，的确“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显示了老舍的艺术创新精神。《茶馆》的艺术创新，丰富了话剧的艺术表现力，从题材选择、人物刻划以至语言、技巧等方面，它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现代话剧艺术发展史上，《茶馆》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承上启下开辟一个艺术新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巨大的艺术价值和深刻的艺术影响，必将愈来愈明显，它的顽强而又活泼的艺术生命力是不朽的。
第二十一章 力能扛鼎的压卷之作——《正红旗下》
一个鸿篇巨制的开头
《正红旗下》是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据老舍的挚友罗常培先生在《我与老舍》一文中透露，早在三十年代，老舍就曾经计划写一部以清末北京社会为背景的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并着手搜集过一些材料。但是这部小说，竟然迟迟不能动笔，一直拖了近三十年。
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文协”领导工作的老舍，以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全力制作能够激励人民的抗日情绪的“抗战文艺”，自然是不会动笔写自传体小说的。后来到了美国，又无法进行必要的材料搜集。建国初期，老舍由美国回来，应当说，动笔写这部酝酿已久的作品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了。然而回国之后，新的生活一下子吸引了老舍的全部注意力，面对北京的巨变和人民的翻身解放，老舍实在无法抑制自己的激情，他以歌颂新中国为主题，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涯，自传体小说的写作，又拖了下来。后来，文艺领域里的“左”的思潮逐渐抬头，正常的民主的创作气氛，受到了干扰和破坏，直到六十年代初，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题材的多样化问题，得到了提倡，这时，蓄藏在老舍心中三十年的创作欲望，才重又萌发，并且愈来愈强烈地冲击着作家的情绪。尤其是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相继就文艺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发表了几次重要讲话，对老舍触动很大。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周恩来同志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民主作风不够”的问题，批评了“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错误做法，并且提出，作家完全可以自由选择题材。周总理的讲话，对老舍创作《正红旗下》，直接产生了推动与鼓舞力量。大约在一九六一年底，老舍开始动笔了。他写得非常用心，也许是由于多年写剧本的原因，重新写起小说来，他甚至觉得有点吃力。一九六二年三月，老舍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著名的广州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近来，我正在写小说，受罪不小，要什么字都须想好久。”(注：老舍的这个发言即《戏剧语言》一文。)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他正在写《正红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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