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问题。清朝统治者和贵族阶级，实行媚外政策，听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这样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严重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身上(同时，它们还兼承着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二者是统一的)。义和团的勃起，就是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正红旗下》虽然没有正面写义和团运动(如果作者能够将这部小说完成，肯定会用一定篇幅写义和团的，罗常培先生在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也透露了这一点)，但是通过王十成的形象刻划，对义和团运动作了侧面表现。家住山东的王十成，是义和团团民，他是在义和团被官兵打散之后逃到北京，投奔他的父亲王掌柜的。作家借王十成之口，侧写当时农民的遭遇。在农村，老百姓“受尽了大毛子、二毛子的欺负”，“大毛子听二毛子的撺掇，官儿又听大毛子的旨意，一个老百姓还不如这条狗”。这就说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农民，把农民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从而促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王十成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但是他血气方刚，对侵略中国的“洋人”和投靠洋人的“二毛子”，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尽管他们的造反大军被官兵打散了，但是他毫不动摇，决心回去再干，“我们心齐，我们有理，谁也挡不住我们”，他从残酷现实中认识到，“不打不杀，谁也没有活路儿”。这种凛然正气，正是义和团反帝爱国精神的体现。小说里的这些描写，开阔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使其在表现清末中国社会的复杂面貌和时代精神方面，显得更加全面和准确了。值得一提的还有福海与十成关系的描写。积水潭岸边的一席交谈，使保卫朝廷的旗兵对造反的义和团团民加深了敬佩之情，福海想：“一个有良心的人，没法不佩服他，大家伙儿受了洋人多少欺侮啊!”通过这一细节的描写，既表现了下层旗人善良、正直的品德和爱国精神，同时也说明，义和团运动不独在广大贫困的农民中，也在旗兵和旗人中间获得了同情与支持。清朝统治者自认为祖先所创立的八旗佐领制度，至少在统治旗人方面，是严密的、无懈可击的，殊不知，有良心的、正直的旗兵，他们的同情心正在另一面，这是民心所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小说关于十成进京的一段描写，不过才短短二、三千字，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是十分丰富与深刻的。
除此之外，还有清末社会的阶级对立问题、民族团结问题、封建宗法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的在正面描写中作了深刻的反映，有的只是用侧写的方法，稍作触及，作家的笔墨，有虚有实，疏密相间，纵收得体，整个作品，宛若一部内容丰富、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复杂面貌，它对于现在或未来的读者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尤其是认识清末北京旗人的生活，有特殊的价值。
民族生活的风俗画
历来有成就的伟大作家的创作，总是植根于本国和本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的。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文学的民族化问题时指出：“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点，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79年9月9日《人民日报》。)文学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越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的作品，往往越具有世界性，具有活泼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老舍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北京地方风味，作为压卷之作的《正红旗下》，其民族风格，在老舍的创作中，是最为鲜明，也是最成熟的。构成这部作品的民族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关于风情民俗的出色描写。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态、心理以及语言，反映在文学上，就形成了文学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有时民族生活风俗画的勾勒，甚至会成为显示一部作品的文学色彩、文学价值的最要紧的内容。
《正红旗下》关于民族风俗的描绘，主要是围绕着过年节和“我”的出生两件大事展开的。其间涉及的内容，丰富而多彩。从送灶、过年、敬神拜佛，一直到婚丧嫁娶的繁礼缛节，从婴儿的洗三、作满月，一直到上中下层旗人的衣着打扮、日常生活习惯(诸如养花、蹓鸟、放鸽子、饮食、行事等)，无不写得准确、生动、逼真，维妙维肖。作家写这些，决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有意卖弄，而是密切联系着作品的主题的，在反映社会生活面貌、刻划人物、烘托气氛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定社会、民族、地域的风情民俗，是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逐渐积累、发展、形成的，它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稳定性或保守性。同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它又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一定的经济基础的。老舍在《正红旗下》中写习俗，很少孤立地去交代某种习俗的本身，而总是将它放在特定的情节发展中加以描绘，并且使它与特定的情节一起，向读者展示一定社会生活的风貌，反映社会的经济、阶级状况，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小说中关于给“我”进行洗三典礼的描绘，即为一例。所谓“洗三”，就是在婴儿出生的第三天，要给它洗澡。这是旗人的一种风俗，以示对婴儿的祝福。“我”是老儿子，又是独生子，且在年关时节降生，洗三仪式，本应办得十分隆重。但是“我”的父亲，每月只有三两饷银，家境贫穷，实在缺乏大摆宴席的财力。于是，这个洗三，就要既办得经济，又要合乎旗人的习惯。贺喜的七姥姥八姨们到齐之后，自然是先吃酒，后开饭。酒是对好了水的，千杯不醉，菜只有两样：腌疙疸缨炒蚕豆和肉皮炸辣酱。小说写道：
“酒席”虽然如此简单，入席的礼让却丝毫未打折扣：“您请上座!”“那可不敢当!不敢当!”“您要不那么坐，别人就没法儿坐了!”直到二哥发出呼吁：“快坐吧，菜都凉啦!”大家才恭敬不如从命地坐下。酒过三巡(谁也没有丝毫醉意)，菜过两味(蚕豆与肉皮酱)，“宴会”进入紧张阶段——热汤面上来了。大家似乎都忘了礼让，甚至连说话也忘了，屋中好一片吞面条的响声，排山倒海，虎啸龙吟。
“宴会”的程序与方式，自然是合乎陈规的，但是酒菜和热汤面，已经显示了这个下层旗兵家庭的贫寒处境，贺客的“排山倒海、虎啸龙吟”的吃法，也反映出，“我”的父亲的贫寒处境在清末旗人中是有普遍性的。接下去，是关于洗三典礼的正面描写：宽沿的大铜盆里盛着槐枝艾叶熬成的苦水，参加典礼的老太太们、媳妇们都先“添盆”，即把一些铜钱放入盆中，同时还放入几个花生、几个红白鸡蛋，以示对婴儿的祝福。这些钱或东西，最后都归主持洗三的白姥姥拿走。但是落水的铜钱并不多，这同样说明贺客都是一些穷旗人，尽管他们都真心实意地向婴儿祝福，却拿不出颇能显示体面的钱来。“添盆”之后，开始给婴儿洗澡，白姥姥边洗边念祝词：“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这些吉祥话，一方面包含着劳动人民渴望新出生的一代顺利成长的良好意愿，一方面又使我们看到，刚出生三天的婴儿，在毫无所知的混沌中，就开始接受“作官”的祝福，可见封建正统的“作官”思想，对整个封建教育制度的制约与影响，是何等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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