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尖锐,战争不断,人民颠沛流离,知识分子痛苦失望。
他们寻求解脱和心理上的平衡,于是终日醉酒吃药,裸裎放诞,追求刺激,他们思考宇宙、生命的本质,发挥个性;他们以狂狷来反抗乡原社会,反对统治者借礼教维护自己权位的恶势力。这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们不顾名誉、地位,甚至杀身之祸,与虚伪的礼教社会作斗争。曹操以"败伦乱俗、讪谤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杀了孔融,孔融七岁的女儿、九岁的儿子都死于曹操的刀下,曹操维护伦理的虚伪性可想而知了。司马昭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乱群惑众"罪名杀了嵇康。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奏《广陵散》,悲壮而感人。
魏晋风流名士反对名教到极致的程度,例如孔子的二十代裔孙孔融,曾大胆反对名教对待父母的理论,他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①孔融从生物家的观点阐述父母之情,令人想到了今天的试管婴儿,可谓妄为大胆,这是一般入难以接受的,但这种对儒家"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伦理纲常不能不说是一种叛逆。许多事实使士人对君主,对朝廷失去了信仰,更多的人再不把忠于朝廷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被强化①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
① 见《后汉书》卷七○,中华书局版,简装本第2278 页。
了的儒家伦理观念的种种束缚开始松动了,他们任情纵欲,尽情享乐人生,用多种方式表现自我,价值取向由原来的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从一个规范的理论天地向感情的世界过渡,名士风流受到了崇尚。
不拘礼法,放浪形骸,风流潇洒,成为魏晋的一代风尚,这一时期精神得到了解放,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显示。在这方面有许多例子。根据《世说新语·品藻》记载:桓温"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这里的殷侯是指殷浩,殷浩回答他的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桓温走过王敦墓,叹曰:"可儿!可儿!"他不拘泥于世俗观念,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晋代许多名士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例子不胜枚举。魏晋人士自我价值的肯定、个性的解放,对文学艺术的创作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一个人不受有形无形的束缚,个性发挥了,人格才不受扭曲,才能发挥最大的创造性,他的作品才能不因袭前人。艺术在于创造,人的创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心灵的选择。
士人们追求精神寄托,寻找哲学理论的根据,而老庄的"玄虚"正是他们所祈求的,故而老庄哲学便发展兴盛起来。
东晋名士们在国破家亡中逃离出来,心中充满了悲伤,但到了江左,进入一个偏安环境,他们潇洒任诞,讲究风度,追求高雅宁静的人生,留连于山水之间,投身于大自然,研习书法、音乐,享受艺术美。
宗白华说:晋人风神涝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棨,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潇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魏晋书法的特色,是能尽各字的真态。??"晋人结字用理,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唐张怀■《书议》评王献之书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于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他这一段话不但传出行草艺术的真精神,且将晋人这自由潇洒的艺术人格形容尽致。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一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人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
作为东晋名士的王羲之,他的行为举止、心态品格自然打上了风神滞洒的印记,而风神潇洒的心灵又直接与他的书法艺术相联系。朱熹在《晦庵题跋》评《十七帖》中云: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从自己胸襟流出者。窃意书家者流,虽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之所以具有从容衍裕、气象超然、不为法拘的美,是由于这种美源发于王羲之的纯静心灵、潇洒风流,超然出尘的品性风格,这种美是"一一从自己胸襟流中"的①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
二、师 承
古代练习书法是出于实用和教化的需要,其中很多人是为了达到参与政治、进入仕途的目的,而作为艺术审美则是次要的,尽管在古代学校教育中书法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它并不是以培养书法家为目的的。文字的功用在"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所谓"以书取士"是考核和选拔官员的重要科目,并不是从艺术角度选拔书法家。诚然,书法是在书写和应用的过程中产生的一门艺术,但书法艺术是较高层次的要求,学校并不承担这方面的责任。所以书法艺术和写字是有区别的。早在周代把书法列为"六艺"之一,所谓六艺即:礼、乐、射,驭、书、数。表明书法是文人之艺。进行书法的研习培养,一般平民百姓难以做到。这种书法艺术的教育培养一般都是个别教授、辅导。这就是师徒相授。早在东汉时期,识字、书写练习和书法艺术人材的培养就已分野,三国两晋时期更加明显,而且十分重视师承门户和流派。
王羲之少年时代向表姑卫夫人学习书法。传为王羲之撰写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做了这样的记述: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
卫夫人(272-349)名铄,字茂漪。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汝阴太守李矩妻。卫铄是西晋著名书法家卫恒的从妹,是东晋女书法家。师钟繇,善隶、楷,唐人称她书法为"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露"。卫夫人曾带着自己的儿子李充在王家任王羲之的书法老师。李充楷书写得很好,《晋书》称他善楷书,"妙参钟、索,世咸重之"。他的书法对王羲之也有示范启发作用。李充后来成为知名的学问家和书法家,官居大著作郎、中书侍郎。李充"幼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这一点与王羲之的观点相近,也许因为这一点,他曾应邀参加了以王羲之为盟主的兰亭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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