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从《兰亭序》的风格力证其伪，认为王氏豁达乐观，而文章基调悲观低沉。有人从王氏《兰亭序》本身力证其真，"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人的思想感情，是随着事情的发生而发生、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的。纵观历史文人之作，莫不如是。一篇之中，往往是"兴尽悲来人《兰亭序》前面高亢，后面低沉，也不例外。郭沫若从出土壤三国志》残卷及五种墓志，椎论书体与当时不合，而论证其伪，有人则以与当时流行之书体比较，并无不合，而论证其真。笔墨官司，看来要长期打下去，是否有结论?也许像荷马《伊利亚特》一样，永远也没有结论，但学术上的价值，却谁也否定不了。《兰亭序》的真伪是一个复杂而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多年来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人们也只好择善而从了。
三、关于帐中遇险
王羲之少年时期很得伯父王敦的宠爱，有一次王敦带他到帐中，并在那里留宿。早上王敦先起来，王羲之仍睡着。王敦出去了片刻，便与钱风回到帐中①。钱凤是前来劝说王敦谋反的，王、钱两人在密谋之际，王敦突然想起王羲之仍在帐中，此事如泄漏出去，是要遭殃的。王敦是个杀人如麻、心狠手毒的人，此刻他准备下毒手。王羲之对于王、钱俩人窃窃私语的内容听得一清二楚，他知道，如果他们发现他听见了他俩的讲话，是件极其危险的事，后果不堪设想。当王敦前来察看时，王羲之假装熟睡，王敦以为侄儿未听见他们交谈的内容，这才罢休。这表明幼小的王羲之临危不惧，机智有谋。上述轶事源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假谲》是这样记述的："王右军年①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上卷文字部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1 版，第47 页。辩才又称辨才，原文照引。
② 《世说新语·企羡》。
③ 《旧五代史》卷四○《温韬传》。
① 《世说新语·假谲》引《晋阳秋》曰："凤字世仪，吴嘉兴尉于也。好慝好利，为敦铠曹参军，知敦有不臣心，因进说，后敦败见诛。"减十岁时，①大将军(王敦)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阳吐汗头而被褥②，诈熟眠。敦论事造半，方忆右军未起③，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熟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世说新语》所述《晋书·王羲之传》未采纳，而是根据其它材料，列人工允之的父亲王舒的传中。《晋书·王舒传》云："允之字深酞。总角④，从伯敦谓为似己，恒以自随，出则同舆，人则共寝。敦尝夜饮，允之辞醉先卧。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或疑己，便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既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吐中，以为大醉，不复疑之。时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还定省，敦许之。至都，以敦、凤谋议事白舒，舒即与导俱启明帝。"这件事究竟发生谁的身上，历来看法不一。
王敦与钱凤共谋逆事是指王敦以诛刘魄为名起兵于武昌以前，即公元322 年之前亦或是公元324 王敦再次起兵反晋之前。王羲之出生年虽有争论但不外乎公元303 年、321 年。王、钱共谋兵反的事与王羲之"年减十岁"不符。"年减十岁"，"减"作少于、不及解，"年减十岁"自然已与十岁相差不远，根据已掌握的资料，上述轶事如发生在王羲之身上，"其年龄与事情发生的年代上有牴牾"。
如果上述事情发生在王允之身上，能否成立呢?王允之卒于342 年，四十岁逝世，出生年代与王姜之相同即303 年。《晋书·王舒传》先叙述王允之字深猷。尔后从未成年的"总角"写起，从叙述的逻辑上我们领会到"帐中假醉"躲过杀身之祸，是"总角"以后发生的事。粗一看年龄与事件的发生的年代有矛盾，仔细分析，并无抵触。"时父工舒始拜廷尉，允之求还省，敦许之。"王舒拜廷尉是323 年，王敦与钱凤起兵反叛是324 年，这在时间上没有矛盾。
《晋书》是唐代修撰的，九五之尊的唐大宗写了宣帝、武帝两纪和陆机、王菱之两传后论，其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再说唐大宗对王姜之书法佩服得更是五体投地，上述轶事对王羲之的形象增色不少，如果有依据证明是王羲之之事，《晋书·王羲之传》是绝不会弃之一旁而不收的，更不会将此事移至王允之身上。
可能由于"诸书皆云王允之事"的舆论压力，《晋书》的编撰者不得不恢复事情的本来面貌。至于《世说新语》为何张冠李戴，将工允之的事移到王羲之传中。有人认为那是因为王羲之名气大，撰写者将好事集中他身上，是有这种可能的。
四、王羲之是否有代笔人
在王羲之"失郡"以后是否有一位代笔者?一直是个疑案。这个疑案的源头，在《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陶弘景在① 年减十岁时，沈校本为"年裁十岁时"。
② 乃阳吐汗头面被褥，"阳"原作为"剔"，据沈校本改。
③ 方忆右军未起，"忆"原作误为"意"，据沈校本改。
④ 总角--男女成年前束发为两结，形态如角，故称总角。
给梁武帝萧衍的信中写道："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有人常引用这一资料，证明王羲之晚年的作品并非出自他的亲笔。那末代笔者是谁呢?后来推测是任静，也有人说是玄度，或是王氏家族的成员。对代笔一事有人却持否定态度。杨臣伟曾在《书法研究》上提了质疑①。他认为王羲之告誓辞官主要原因是他看不起他的上级王述。辞官后无官一身轻，他自己感到是一个天赐的良机，他仍热爱生活，关心他人。辞官没有使他一蹶不振，万念俱灰，"失郡"决不是他"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代笔)"的原因。王羲之辞官后，"采药不远千里"，说明他身体状况不差，他晚年虽患有多种疾病，但握笔作书还是不成问题，使人代笔看来不可能是健康方面的原因。从陶弘景所述，可知那位代笔人技艺超群，"逸少亡后，于敬十七八，全放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王献之完全模仿代笔者的字，模仿的结果仅仅是相似，从王羲之辞官到梁武帝开国一百五十多年，为何没有一个人透露过这一消息?
陶弘景曾为梁武帝鉴定过所藏法书，作品卷帙共五卷，他对"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其中有不属于王羲之作品的"杂迹"十五件，逐一指出其作者是谁。对于无法弄清作者的，加了评语，没有一件被认为是代笔者所书。"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很明显，发现王羲之代笔者的是梁武帝。哪些书迹是梁武帝圣旨标题为王羲之的代笔者所书?没有下文。代笔的问题除了陶弘景所说以外，其他古籍如《法书要录》均没有提及，既然代笔者是梁武帝发现的，还用得着陶弘景唠叨吗?梁武帝曾在《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说："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说明王羲之学习钟书以后其书法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果承认王羲之有个代笔者，辞官以后的作品全是别人所书。怎么能说王羲之写的字意疏字缓呢?杨臣伟认为所谓"皆使此一人(代笔)"是件子虚乌有的事，是陶弘景编造出来的故事。杨臣伟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他的观点集中于一点就是王羲之没有必要请一个人为他代笔，每个正常人的行为是有动机和目的的，王羲之不可能毫无目的请人为他代笔。现在剩下的问题是陶弘景又为何要向梁武帝编造那个故事呢?这是出于何种目的?杨臣伟认为梁武帝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但梁武帝在"今不如古"的儒家信条面前又惶惑了，为了使梁武帝体面地摆脱困境，又捞得一项"发现权"，所以陶弘景胡编了一个"代笔人"的故事。这仅是一种推测，缺乏有力的证据，不太容易服人。笔者认为对于上述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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