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严复对其提出的“三民说”、也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了详细的阐释。
所谓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与缠足。所谓开民智，就是废除八股，提倡西学。他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与近代西方学术的根本差异在于，西方学术“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西方大思想家赫胥黎常言：“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简编，名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相形之下，“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这两种完全异旨的治学传统所造成的结果自然也不一样，西方近代学术，以实际事物为研究对象，读书只供参考，故其能不断进步，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而中国传统学术，完全以书本为研究对象，读书就是治学的正途，所以始终跳不出古人的圈子，学问终归无用。因此，严复坚决主张大讲西学，废黜八股，“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西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另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贴策论诸制科不可。”
严复认为，西方的长处在于政治与学术，而政治又以学术为根本。他说：“且其为事也，又—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为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日异而彼月新，故能以法胜矣，而不至受法之敝，此其所以为可畏也。”政治与学术相辅相成，其中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所谓新民德，就是设议院。严复分析中国积弱不振的基本原因是历代君王视臣民如奴隶，他说：“诸君亦尝循其本，而为求其所以然之故钦?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可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说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相比之下，要高明、优越得多。法令由议院制订，官吏由人民推举，人民遵守法令不过是“各奉其自主之约”，“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四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因此，严复主张：“居今之日，偏听偏信进吾民之德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有了这样健全的议会和民选制度，那么“民之忠爱”、“地利之尽”、“道里之辟”、“商务之兴”以及“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都可以藉此获得发展。可以说，严复的所谓“新民德”就是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来替代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
总之，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了一套维新纲领，希望通过渐进、改良的道路，来培养民力、民智、民德，从而达到振兴中华这一总体目标。接着发表的《辟韩》和《救亡决论》可以说是《原强》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补充。
《辟韩》一文着重阐扬了“新民德”一方面的思想。其立意是反驳韩愈所作《原道》中的专制思想，借古讽今，指桑骂槐，进而达到批判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目的。他先例举韩愈《原道》中主张专制的典型理论，韩愈说：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作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今，则失其所以为巨;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君与民之间的关系问题，究竟是君为民而存在，还是民为君而存在。韩愈认定是民为君而存在。严复指出，这既违背了孟子所说的“民重君轻”的天下之通义，也不合乎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原则。“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而韩子不尔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老子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11]中国有着专制的政治传统，西方则有遏制专制的民主政治。“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既然如此，“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因何所往而不败?”[12]这里，严复对中国传统政治已是下了一个总的诊断，他把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与中国的积弱联系在一起，尤显示了他思想的深刻之处。
在批驳韩愈《原道》的基础上，严复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民主政治理论。他依据“民约论”的理论构架，认为正因为社会上“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普通民众忙于生产劳作，势不能兼顾，于是人民就会自然地根据“通功易事”的原则，“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在严复看来，这就是国家之所以发生，国君之所以需要的理论根据。这种类似“民约论”的思想，在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早有表述，它构成近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
《辟韩》言词激烈，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一针见血，故其很快招来守旧势力的反对。它发表后两个月，张之洞就指使屠守仁作了一篇《辨辟韩书》，大骂严复说：“今辟韩者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是为非，文辞则以辞害意，乖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严复大有大难临头之感，后经郑孝胥从中疏解才安然无事。由此也不难看出这篇文章发表后的极大反响。
《救亡决论》一文则就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的主张作了更为透彻的发挥和阐释。文章开首就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而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接着，严复力陈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的三大弊害：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他以为“然而救亡之道当如何?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13]在对科举制度加以抨击后，严复又将锋芒转向传统旧学。他在清理中国“旧学”时将其分为三大门类——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辞章。关于辞章和汉学考据，严复这样斥责道：
自有制科以来，士之舍子进梯荣，则不知焉所事学者.不足道矣。超俗之士，厌制艺则治古文词;恶试律则为古今体。鄙摺卷者，则争碑版篆隶之上游;薄讲章者，则标汉学考据之赤帜。于是此追秦汉，彼尚八家，归、方、刘、姚、恽、魏、方、龚;唐祖李、杜，宋称苏、黄;七子优盂，六家鼓吹。魏碑晋帖，南北派分。东汉刻石，北齐写经。戴、阮、秦、王，直闯许、郑，深衣几幅，明堂两个。钟鼎校铭，珪琮著考。秦权汉日，穰穰满家。诸如此伦，不可殚述，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14]对于宋学义理，严复如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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