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困境，这是他对自己的思想主张力不从心，对现实的变化无法把握在内心深处的一种反映。因此，就《庄子评语》所反映的哲学倾向而言，严复大体可归入机械唯物论一列。
《庄子》是一部富有鲜明个性的文学著作，书中许多处使用了形象、夸张的艺术手法，言词自然是激烈一些。严复接受过近代科学洗礼，故对事物的看法往往能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在“为之斗斛以量之”一语上，他批道：“然而以为大盗利用之故，谓斗解权衡符玺不必设，设而于人事无所利焉，此又过激之论，而不得物理之平者矣”。[62]如果真的废除斗斛、权衡等度量器，正常的市场交易就无法进行，人类自然只能退化到原始状态中去。
严复的《庄子评语》还充满了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他对《庄子·骈拇》篇评语道：“此篇宗旨在任性命之情，而以仁义为赘，先以形喻，次以官喻。”[63]并对“性”、“德”等词作了语义分析。“性”(Nature)，“与生俱生，曰性;群生同然，曰德;因人而异，曰形。”“德者，群生之大同，非全生之本。”[64]在严复心中，“性”就是顺乎自然，“依乎天理”。“德”则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庄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而严复则认为，中国社会并不是利器增多，而是道德沦丧，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他感叹道：“呜呼!今之西人，其利器亦众矣。道德不进，而利器日多，此中国之所以大乱也。”[65]严复反对庄子美化愚昧落后的原始社会的倾向，以为“此说与卢梭正同，然而大谬。所谓至德之世，世间固无此物。而今日非、澳诸洲，内地未开化之民，其所当乃至苦，如是而日至治，何足慕乎?”[66]他借题发挥，激烈批评卢梭的《民约论》等书，“以初民为最乐，但以事实言之，乃最苦者，故其说尽破，醉心卢氏学说者，不可不知也”。[67]
《庄子·人间世》一篇论及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严复据以推论微因巨果以察事变。“今日所种之因虽微，而其结果可以至巨，观予吾国金陵、天津诸条约，皆成今日绝大厉阶”。[68]对于西方列强侵略我国，强迫签订的那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严复指出它是危及国计民生导致无限祸患的根源，表现了极为深切的爱国热情。
以上就严复的《庄子评语》所涉及的一些主要间题作了评述，借以反映严复思想的一个侧面。此外，该书的文字训诂部分具体细微，对《庄子》研究亦有助益，限于学力，不再赘述。
4.3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严复虽非文学评论家，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却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在诗歌方面，他带有唯美主义倾向，认为诗歌是至无用之物，他说：“嗟夫!诗者两者至无用之物也，饥者得之不可以为饱，寒者挟之不足以为温，国之弱者不可以为强，世之乱者不可以为治。又所谓美术之一也。美术意造而恒超越夫事境之上，故言田野之宽闲，则讳其贫陋;赋女子之妍妙，则掩其佇□。必如其言，夷考其实，将什八九无是物也，故诗之失，常诬至愚。其为物之无用，而鲜实乃如此。诗之所以独贵者，非以其无所可用也耶?无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则失其真甚焉。”[69]
在《涵芬楼《古今文钞》序》一文中，严复表达了与上文大致相同的看法：
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鹄者何?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是为王者也，相欣无穷者也。术者何?假其涂以有求，求得则辄弃，是为人者也，本非所贵者也。为帖括，为院体书，浸假而为汉人学，为诗歌，为韩欧苏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声称、网利禄也一。凡皆吾所谓术，而非所谓鹄者。苟术而非鹄，适皆亡吾学。[70]
由上可见，严复对于古代诗文、书法、金石篆刻都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这些东西，不可以充饥、温寒、强国、治世，因而它们都是最无用的东西;这些“无用之物”之所以为人们所用在于它们可以供人“怡情遣日”，或曰“移情遣意”。因而人们在从事欣赏或创作诗文、书法、篆刻艺术活动时，最正当的态度就是把它们自身当做目的，“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这样它们才能得到发展和繁荣。如果“假其涂以有求，求得则辄弃”，像古人参加科举考试那样，用它们来追求“声名”、“利禄”，则无异于适足以亡。
将严复的见解与中国古代各家诗论加以比较，就其把诗歌作为艺术，是作者表现自己想象、注意虚构的东西，这颇类似于齐梁间的唯美主义艺术观;而他把诗歌与人的关系，比作草木之花英，鸟兽之鸣啸，发于自然，达到至深而莫能自制，这又近于魏晋时期受老庄思想影响的自然主义的观点。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使他与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汉儒所说的“先王以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71]等正统的文艺观，产生了一定的歧异。应当肯定，严复针对传统士人以诗文“弋声称、网利禄”的做法，提出反对“术”的态度，主张“鹄”的态度;针对旧文人苟且粉饰的创作作风，提出“发于自然”的主张;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是针对封建的“文以载道”而发，它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考察古典诗歌的基础上，严复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特见解。他赞美“李杜光芒万丈长，坡谷九天纷咳唾”。但他又主张“老景随世开，不必唐宋判”。这就是说，作诗要随着时世不同而有所创新，不必去分别是做唐诗还是宋诗。只要“取经爱好似未害，他日湘帆随转柁。清新俊逸殆无援，着眼沉郁兼顿挫，”也就是说诗歌只要“沉郁顿挫”，可以听凭各自的爱好，所谓沉郁，就是要求内容的深厚，所谓顿挫，就是要求激情的唱叹，构成音节的跌宕。这就是严复对诗歌创作的看法。
在散文方面，严复沿承了从孔子以来儒家一派正统的观点。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引用了“修辞之诚”、“辞达而已”、“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话，认为“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72]以此为依据，他提出越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则越易于“达”，用近世通俗的文字，作到“达”反而比较困难。他用文言来进行翻译的缘由亦在此。
严复以汉代古文翻译西书，虽然赢得了旧学根柢不错的人的理解，但不易为一班青年知识分子所阅读。梁启超对此颇有意见。1902年，严复翻译的《原富》问世后，梁启超一方面加以推荐，称许他“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一方面也指出这部译著，“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效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梁启超当时并未提出要废文言，倡白话，但他认为“文界之宜革命久矣。……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有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练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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