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这是任何一个迈向近代化的国家都无法回避的课题。解决这一间题的一个症结就是如何给传统文化赋予现代意义.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它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相反通过挖掘传统文化的精神养料，使自身的文化传统得以延伸和光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一个角度看，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不仅无可厚非，而且有其合理因素。以严复在英国的经验体会和他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亲身经验，他无疑已看到传统文化在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能成功地处理历史遗产，往往可带来社会的有序、稳定与和谐;对传统文化的蔑视，则可能因为价值领域的真空，伦理道德的失范，整个社会失去应有的平衡，而陷于一场巨大的混乱之中。正是基于这一理解，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作了重新估价。
严复晚年对中西文化的重估，除了其自身的学理探讨使然外，更多的是来自中国社会现实的刺激和对西方文明所出现的危机的深深失望。从国内情况看，民国初建伊始，政治仍漆黑一团，社会动荡不安，共和政体徒具形式，“吏之作奸，如蝟毛起，民方狼顾，有朝不及夕之优。”[80]严复未能洞察产生这一情况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而将之归究为辛亥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和，由此引起他对共和政体的大为不满，“终觉共和国体，非吾种所宜”[81]，认为只有实行君主政体，建立一个稳固的强有力政府，才能结束社会的动乱局面，“故问中华国体，则自以君主为宜”。[82]既然中国还需实行君主政体，那么“将必有孟(子)、董(仲舒)、韩(愈)、胡(安定)其人者出，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于既废之余，于以回一世之狂惑，庶几得去死亡之祸，而有所息肩。”[83]这样，重新认识传统文化自然就是必要的了。
从国际环境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列强相互残杀，昔日资本主义世界的繁华之梦被硝烟滚滚的战争风云击得粉碎，目睹这种战争惨况，严复更是为之震惊，他不禁悲叹：“欧罗巴之战，仅三年矣，种民肝脑涂地，身葬海鱼以亿兆计，而犹未已。横暴残酷，于古无闻”[84]，“文明科学，效其于人类知此”，“当糜几许金钱，当残若干生命?”他对西方文明的理想之梦随之也破灭，“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85]他从自己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中深切认识到：“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86]
严复如此贬低西方文化的全部价值，如此抬高中国文化的未来意义，自然是相对偏激了。但是返观当时的知识界，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大有人在。欧战期间，西方思想界也有不少人，以为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了，科学破产了，需要从东方文明中寻求精神养料，并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伦理学说深表钦佩。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轰动一时的著作《西方的没落》，就是弥漫西方的文化悲观主义的表现。当时欧洲许多人的心态是“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87]在东方，印度著名文学家泰戈尔表示：“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因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反之东洋文明则最健全”，[88]于是研究东方文化一时成为国际知识界的时尚。这股思潮波击国内，康有为提出“以孔教为本”论，梁启超主张“东西文化互补”观，章太炎鼓吹“复兴亚洲古学”，孙中山倡言“固有道德高尚”论，与这些观点相映照，严复内心世界也发出了共鸣：“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学者，亦日益加众，学会书楼不一而足，其宝贵中国美术者，蚁聚蜂屯，价值千百往时，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矣。”[89]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迅速向以“苏俄模式”为样板的社会主义迈进;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则开始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须加注意的是，严复等人因由于反省西方文明的弊害和忧虑中国社会现实的恶化，所出现的“复古”倾向，与那种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的封建顽固派的守旧是截然不同的，它内含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从理论的层面看，严复虽主张“复古”，但对孔孟之道仍希望“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它带有“以复古为革新”的味道。从实际的层面看，严复等人“复古”观，虽处于革命思潮的负面，但它并没有消沉，或被历史的大潮淘汰，而是一直作为一条辅线潜滋暗长。“五四”以后，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正是对这一“复古”倾向某种程度的承继和发展。
5.3 愈懋老人的启示
严复垂垂老矣，在他与家人、朋友、学生的通信中，常常摆出长者的姿态教诲晚辈，谈及自己的病情发展情况，不时也伴随着暮年的喟叹。他回顾自己一生的治学生涯，充满了感伤的色彩，似有壮志未酬之感：
“间尝自数生平得天不为不厚，而终至无补于时者，正缘少壮之时太主难进易退主义，不肯努力进取，虽浮名满世，而资力浅薄，终无以为左右时世之资，袖手穷居，坐观沉陆，是可叹也!今者年近古稀，加以羸病思乏，伸眉仰首，陈力社会，自所不能，而回顾生平，自问未了心愿，即亦无儿。”[90]
展望未来，严复的心情更为沉郁，与同时期昂扬向上的新思潮相比，更多地显露了一种悲观主义的心态。
“深惑大地之上，劫运方殷。复百方思量，总觉二三十年中，无太平希望。羸病余生，旦暮入地，睹兹世运，惟有伤心无穷而已。”[91]
如果说民国初年的严复对时势的发展，还图谋有所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严复因先前列名“筹安会”，被时人所诟病，已完全失去了言论家的资格。这样，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严复于己是“羸病余生”，除了阅书看报，偶然与亲友通信，已很难再从事户外的活动了。于世则是力不从心，虽然他仍关心时局，且常有议论，但都是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他与当局已不再发生政治联系。
然而，国内外的形势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未结束以前，严复就已看出：“欧战无论如何，大势明年必了。了后便是簇新世界，一切旧法，所存必寡，此又断然可知者也。”[92]但新的变化，既非严复所逆料，更非他所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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