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西方资本主义繁荣的表层，严复把自己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其深层，亦即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驱动力——思想理论。限于繁重的专业学习任务，严复不能抽出大量时间广泛涉猎阅读西方近代思想家的理论著作，但他对于当时业已流行的各种思想理论是有一定的掌握和认识。我们可以想象到，严复所最倾心的，以后又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提到，或亲自翻译他们的著作，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大概在这时应有所接触。在这些思想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生物学之父达尔文。当时，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一书已出版二十年之久，这种生物进化的科学原理，经“社会达尔文主义”学派的始祖斯宾塞推衍到社会历史领域，成为一种极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决定论学说，这一思潮不仅震憾着当时欧洲的思想和知识界，引起了一场思想革命;而且后来经严复的译介，传播到了中国，进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影响和支配了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想发展进程。
严复对西方社会政治的敏锐观察和他研读近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曾引起清朝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惊奇与赏识。这位开明的长者一向自命为最了解世界大势的洋务派先驱人物，对于作为一个普通留学生的青年严复的才华卓识却很折服，引为忘年交，这也可以说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严复的名字最初出现在郭嵩焘的日记里是在1878年2月2日(光绪四年一月一日)。在当日的日记里，郭嵩焘这样写道：“格林威治肄业生六人来见，严又陵(宗光)谈最畅。”[30]以后每逢假日和课余之暇，严复常去使馆，或向郭介绍西洋学术，或为郭抄录格林威治学馆“考问课目”，或译示蒲日耳游历日记和报纸评论。两人“论析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往往日夜不休。”郭嵩焘为此曾写信给朋友说：“有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事，何足以当此!”[31]同年6月21日(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郭嵩焘先去巴黎，他的随行人员李湘甫、李丹崖、罗丰禄则于7月1日赶往巴黎，严复等人与之偕行。在巴黎期间，严复随郭嵩焘参观了天文台、下水道、圣西尔陆军士官学校、凡尔赛的议政院等处。此外，严复还参观了当时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32]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驻外使节，也是早期维新思想的先驱者，他的眼界和识见早已越出了洋务运动的藩篱，所撰《使西纪程》一书受到封建顽固派的猛烈攻击。严复与郭嵩焘的交谊与投契，说明他们俩人思想主张的相通和高度一致。尽管我们对两人在英期间的交往不得其详，对严复留英的思想状况也欠缺详细的材料，但我们可从郭嵩焘当时的著述中，窥见到他们思想交流的某些线索。
郭嵩焘是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1879年1月31日离英回国，在英时间整整两年。作为“天朝帝国”亲历西方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精通传统文化，熟悉传统政治，了解“洋务”内情，因此在出国以后，通过对西洋政教的考察和研究，他就有可能将中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进行比较和审察，进一步具体地认识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和封建主义制度的落后性，这是中国维新运动萌芽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探索。细加分析，郭嵩焘维新思想倾向主要表现为：(一)他考察了以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和历史，接触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形，认识到“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得”，对“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的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批评。(二)他从欧洲看到了教育在建设近代化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泰西学校“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比中国崇尚“时文小楷”(八股文)传统教育优越得多;于是力倡开办学校、多派遣留学生，像日本那样大规模向西方学习。(三)他作为一位资深的有地位的旧学者，从中国到欧洲系统地考察了西方的文化历史，开始对中西政治哲学和伦理观念作了比较研究，并借用西方的思想武器来批判中国的传统观念，使近代意义的批判理性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四)他反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内中国而外夷狄”的虚骄习气，主张开放，主张向酉方学习。(五)他对西洋社会的实际情形进行考察以后，对于国内在60年代以后兴办的“洋务”，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对于办洋务的方针和指导思想，提出了中肯的意见。[33]郭嵩焘的这些思想，可以说与严复是不谋而合，这也是他们两人能破除年龄界限和地位差别，有着许多共同语言的真正原因。后来发生的维新运动实际上也是郭嵩焘思想的继承者和遗业的执行者。郭嵩焘的上述思想在暮气沉沉的士林宦海中得不到应有的反响，他也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度过了余生。在凄凉的晚景中，他心情落寞，去世前抱病撰成《玉池老人自叙续记》，谓：
吾在伦敦，所见东西两洋交涉利害情形，辄先事言之，……而一不见纳。已先之机会不复可追，未来之事变且将日伏
日积而不知所穷竟，鄙人之引为疚心者多矣;这便是郭嵩焘对他自己后半生涉猎洋务的最后感想，真可谓“鸟之将死，其鸣也衷”矣。郭嵩焘逝世后，严复感念当年海外的知遇之谊，心情沉郁地送上了这样一副挽联：“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蒙童，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琢，离忧岂仅屈灵均。”[34]对这位先驱者一生所遭受的境遇，表现了极大的悲愤不平。
严复留学英伦只有两年多的光景，但在他的一生中，这却是一次重要的转折。他亲眼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实际考察了英、法两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耳濡目染各种业已流行的思想理论和五花八门的学术新潮，这些为他维新思想的酝酿和形成提供了重要养料。严复成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在思想上远远走在同时代的人前面，与他个人的这段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1·3 仕途维艰，科举落第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严复自英伦学成归国。那时福州船政学堂亟需教员，船政大臣吴赞诚遂聘他充任该学堂后学堂的教习。第二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新创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经陈宝琛推荐，调严复去任总教习(即相当于教务长)。自此，严复在该学堂任事20年，直到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为避难，离津赴沪，才脱离这个学堂。
就在严复回国的那一年冬天，发生了一件对他个人前途极为不利的事，这就是沈葆桢的去世。在洋务派的几位大员中，严复与沈葆桢的个人关系最为密切。本来福州船厂是湘军系统的左宗棠、沈葆桢所创办;由于沈葆桢的赏识，严复才以第一名的资格录取为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后来又因沈葆桢与李鸿章的会奏，严复这一批学子才赴欧州留学。可以说，沈葆桢是严复个人事业发展的恩主。光绪初年，沈凭借两江总督的显赫地位，努力扩充南洋水师，发展个人势力，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以这种势态发展下去，严复自然可以得到沈葆桢的罗致和提携。不料严复刚回国几个月，1879年(光绪五年)冬沈葆桢就病卒，全部海军势力逐渐落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手中，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严复与李鸿章发生了长期的主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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