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官居二品的大员，年年要靠借债度日，甚至没钱还乡省亲，今天的人怕是觉得不可思议。其实不难理解，那会儿没有公车私用、公费报销这类待遇。朝廷的俸禄偏低，地方官员在俸禄之外，有养廉银的收入，京官只有干俸，若是存了做清官的心，欠债那是必不可免的。而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恨可羞，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23
而曾国藩之所以励志做清官，除去其家风与农家子弟本有的质朴之外，更在于他通过读书，领悟了盈缩有数，天道好还的道理。由此看事看人便有了一种别样的眼光，进入到哲学的境界。所谓富贵繁华，终成过眼烟云，绚烂而归于平淡，才是人生常态。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24
话语平实，卑之无甚高论，只停留于独善其身的层面上。可古今官场上绝大多数人，于炙手可热的当口，难得有这样的平常心。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故名利当头之际，为官者大多患得患失，勘不破这看似平常的道理。因为平常心不是想有就能有的，是要靠读书、修身、参悟、实践而来的。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是那个时代的人生追求，曾国藩起初自然也会有这种想头，否则不会奋力于科举。但于八股之外的博览群书，志同道合朋友间的砥砺切磋，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把他塑造成为一个真正的儒者。这个过程我们放到后面去谈，现在还是回到本题上来。
曾国藩外放的期望，很快就化为泡影。道光二十九年六月，他所期望的江西乡试主考的外差落了空，“南望家山，远怀堂上，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道)也!”25八月以后，他又先后兼任了兵部右侍郎、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复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武举人复试阅卷大臣诸职，公事之繁忙，刻无暇晷。心情抑郁的他，甚至废然思退：“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愿)。”26十月，祖父星冈公去世，曾国藩请假两月，在寓所守制。孰料年底，皇太后去世，转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也薨逝了。治丧典礼，乃礼部职责所在，假期未满，曾国藩也只能入宫参与办理丧事。直到咸丰二年三月，大行皇帝的梓宫奉安下葬，丧事方告结束。其间，新皇帝登基后，曾国藩又先后兼署了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之职。尤其是刑部的公事，忙冗异常，“竟日颠倒于簿书尘埃之中”。他办事认真，任劳任怨，皇帝派他兼职是鞭打快牛，并无真正的实惠。故曾国藩虽一身兼任五部侍郎，可薪俸仍然只是一份，以至于年终腊月，还要借二百两银子才能过得去年。27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七月，行次安徽太和县境内的小池驿，曾国藩接到了母亲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结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
从嘱咐儿子纪泽料理京师善后，安排家眷还乡的信中看，这十四年的京宦生涯，曾国藩非但没有分文积蓄，反而欠下了数百两新旧债务。以至于家眷还乡的川资，要靠收取赙仪凑集。曾国藩自奉清廉，本不欲借红白喜事敛财。从前祖父过世时，他就拒收前来吊唁的同事朋友的银钱。可此番一大家子人还乡，要四五百两银子，无奈之下只能违背初衷，收取奠金，而内心“愧恨极矣”。28
好在几日后，江西省城送来的千两奠银救了他的急。三百两寄京还债，其余七百两，在长沙还账二百多，回乡治丧四百多。29其实，他欠朋友的，朋友也欠他的，总数亦将近千金。可欠他钱的多是些穷朋友，曾国藩将心比心，心存恕道，嘱咐儿子切莫催要。这些钱后来还了没有，只有天知道。
……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翁、汤世兄、周荇农、邹云阶，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别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30
俗谚，破家值万贯。京宦十四年，尤其做了大官之后，曾国藩自然会有些积蓄。可绝不是乡人乃至亲友们所想象的银钱。在给诸弟的家信中，曾国藩自况道：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31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32
果然，还乡之际，一身旧债，33两袖清风而已，曾国藩可称清官矣。
显宦高官做了十几年，到头来身背积欠，两手空空地还乡，在许多人看来，他这个官做得没味道。但今天商业社会所崇尚的金钱，却远不是那个时代衡量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尺度。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为知识分子(当时称作士)树立的人生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丁忧回乡那一年，曾国藩42岁，已经过了他人生的中午。以仕途衡量，以一农家子做到二品大员，他算得上是成功者。以事业衡量，十几年循资升迁，庸碌无为，少有建树，他又是失败者。但以儒家所重的道德文章衡量，他却是厚积薄发，有着长足的进步，为其后半生的事业，奠立了深厚的基础。
少年时代的曾国藩，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山村之中，尽管祖父与父亲鼓励他读书，但在家塾与乡塾中，除八股制艺外，没有条件博览群书，更难得接触学识优长的师长与朋友。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曾国藩于此刻骨铭心，后来曾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谈及自己的感受：“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34“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即道光十五年，是年曾国藩会试落第，在京读书)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35韩愈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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