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尚阿督师广西，随军的幕僚王拯，也记叙了清军作战的情形：“南北两军各营一二十里之外，日报胜仗，动称擒斩数十百人，而实则我军驯至见贼即走，贼胆日张，而军威日亵。”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将不知兵，兵不习将，不重侦察，不讲计画，乡团不整，则民心未固，而贼之所至则望风奔溃矣。招勇不精，则士气多杂，而贼之所向，争为趋避矣。且赏罚不能立予破格之恩威，则军民感激畏惮之心不生，虽拥三军，犹匹夫耳。”75
我们再来看清军的对手。拜上帝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迁徙而来的客家人，或是长年务农的农民，或是种山烧炭，开掘矿石的炭工或矿工。显然，比起平时在百姓面前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的清军，会众们身体更强健，意志更坚忍，而且迁徙不定，四处为家的传统，使他们更有凝聚力，更容易抱团，在面临美好前景与目标时，他们也更容易舍弃固有的一切。拜上帝给与他们一种信仰，一种献身精神，大难将临的预言使他们更服从教主的召唤。而带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团营制度”，又使他们更有纪律，并得到了军事上的训练。
“团营”的内容究竟如何，书阙有间，于今已难得详情，但从后来太平军的军制，还是能窥到它的影子。76洪秀全等搞出这样一种组织与动员会众的方式，而且行得通，得益于上述客家人的禀性与宗教狂热。正是客家人的性格，会众才肯于举家、举族赴召，甚至不惜毁家纾难，一把大火烧掉房屋，掉头而去。正是宗教狂热，方能使会众甘心将私财缴入“圣库”，甚至泯灭长幼辈分及夫妻界限，彼此一律以兄弟姊妹相称。一入团营，则男入男营，女入女营;即使是夫妻，也只能一周会面一次，在第三者的监视下谈话;男女大防极严，犯者死罪无赦。当然，作为天父上帝诸子的领袖们不在此列。77据简又文先生分析，团营制度的好处是：会众行军作战不至于为家室分心;也不至于因男女情欲分心;妻女姊妹分入女营，无异于人质，从而杜绝了叛变与开小差的可能。如此，一入团营，只有一条心地跟从教主“打江山”了。但洪秀全也给了会众们一个美好的许诺：一俟打下小天堂(指南京)，家人们即可重新团聚而共享天福。78
以后来太平军之军制(参见表1)作参照，则金田团营作为准军事组织，应有相似的编制：最基本的单位称作“伍”，由伍长一人、伍卒四人构成;五伍组成上一级单位，头目称作“两司马”，统率二十五人，相当于近代排一级编制;每四个“两司马”组成再上一级单位，头目称“卒长”，统率百人，相当于连一级编制;卒长之上为旅帅，每个旅帅辖五个卒长，统率五百人，相当于营级编制;再上面为师帅，管辖五个旅帅，统率二千五百人，相当于团级编制;最高一级称军帅，以总制为辅，统辖五个师帅，一万二千五百人，相当于现代的加强师。在金田时，拜上帝会党徒近万，尚不足以达到后来的规模，但其基层组织方式，应该与此没有很大差别。79
拜上帝会以团营方式在金田集结后，起初只是与当地团练有小规模的战斗，地方官多以土客械斗视之，并未予以重视，直至各地为官军剿捕追击的会党土匪，越来越多地投奔拜上帝会，官府的目光才开始注意到金田。道光三十年十月，盘踞在平南县大黄江一带的罗大纲(罗亚旺)、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卷嘴狗侯志等八股天地会党徒，投入拜上帝会，其中张钊、侯志等数股因不愿接受会内的纪律约束，旋即降清。起事前夕，洪秀全与冯云山等匿于平南县鹏化里花洲村胡以晄家。胡家是当地首富，田产跨平南、桂平两县，年收租谷十余万担。胡本人还有武生的功名。其为人“好高骛远，虽系乡民而喜结客”。80花洲位于群山之中，地势险峻，只有一条山路可通。官方得知有会党重要人物藏身于此的消息后，浔州副将李殿元，会同知县倪涛及当地士绅，带兵勇团练前往剿捕。会众们凭险拒捕，初战练勇死者五十余人，李殿元遂命兵勇封锁山路，将洪秀全等困于花洲大易山。
消息传到金田，杨秀清重施天父下凡的故技，声言天父神示，教主有难，号
召会众前往花洲“扶主”。于是大批武装会众赶往花洲，官兵众寡不敌，洪秀全等遂安然脱险，之后取道思旺墟，前往金田大本营与杨秀清等人会合。十一月，驻扎浔州，接替张必禄统军的贵州总兵周凤岐，派副将伊克坦布等率军围剿，遭到拜上帝会大股武装团营的攻击，官军大败，伊克坦布阵亡。事后署理巡抚的布政使劳崇光(其时周天爵尚未到任)报告称“贼势浩大”，“人数约有万余”，要求朝廷调兵增援。但此时官府仍以为金田一股是“会匪”，仅知抗击官军者是韦正的部下，直至次年正月，尚误认韦源玠(韦昌辉之父)为“尚帝会”之首逆。81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之胜负往往取决于双方的士气，即所谓两军相逢勇者胜。拜上帝会是个信仰坚定，团结一致，组织严密且耐得劳苦的团体，与地方团练及官军大小数十战后，越打越会打，对于作战已无师自通。战斗发生于自家地盘上，人人生死以之;论地形他们远比官军熟悉，论素质他们又具有前述的种种优势，暮气已深的八旗与绿营，又怎能是他们的对手呢?诚如周天爵所论，紫荆山一带，“山河陡峻，水急流湍，层峦叠嶂，林木蓊翳。而贼又善于抄伏于羊肠险径，人马单行，冲中截后，伏兵四起，我兵心胆俱裂，势所必然。其拒战之法，先以火罐乱我队伍，继之以藤牌堵墙而进，再以竹针克我之钝刀短矛，而以大炮施诸短兵之中。我所恃者，仅有大小火器，均因胆怯，远放不能得力。盖我兵全无护身之具，惟以赤身搏战，而彼既多藤牌，又木石架支，人易藏躲，则虽兵多势众，在在难操必胜者也。此贼非种种筹及，为难遂我制其死命之计。设一蹶不复，川、楚之祸必将再现于今，而国事危矣。”82周天爵的担忧，很快就成为事实，而且比川、楚白莲教起义蔓延得更广，持续时间也更久。
起事伊始，拜上帝会屡战屡胜，不仅广西地方官军、民团不是他们的对手，即使外省调集来的所谓精兵，如向荣所部，亦屡遭败绩。于是身在前敌的三位大员(李星沅、周天爵、向荣)联名上奏，声称兵力不敷足用，“若非添调劲兵重臣为统领，一力分堵合剿，全局殆不可问”。要求朝廷派“总统将军兼程来粤督剿，并调安徽、河南精兵数千名，选派得力镇将管带前来”。83这下，咸丰沉不住气了，先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广西军务(二月)，又授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蒙古都统巴清德、满洲副都统达洪阿、天津镇总兵长瑞随同前往广西督师防堵，并陆续抽调安徽、云南、贵州、湖南精兵各一千，四川兵三千从征。从清廷的军事部署上可以看出，咸丰仍在沿袭前一段的战略错误。首先，派去的大员太多，事权不一、号令不一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了。其次，这个省调几千，那个省调几千，兵力分批次投入，仍然形不成强有力的打击力量。这些老毛病，最终导致清军一溃千里，太平军烈火燎原，不可向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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