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在站台上等车，她的衣角不时被风吹起来擦过我的手肘。天气又有些闷热，她说，这秋老虎可真厉害。然后从包里拿出一瓶凉过的茶叶水来问我要不要喝。我摇摇头，她就自己咕咚喝了两口，再放回去。我心想，与她比起来，我真算得上是不堪一击。
表妹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跟着阿姨一家人去了美国，这当中只在念高中时回来过一次。那时她与那些在西方长大的女孩一样，晒得漆黑，精瘦，并不是很热的天气，却穿着非常短的牛仔裤。她的中文已经不太好，看不懂，但是能听懂上海话。与很大一家子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她显得无聊，有时候抬起头来轻轻叹一口气。但是这次回来，几年过去了，那种别扭的青少年劲儿已经荡然无存。
她读了很多年的医科大学以后做了牙医，这对于她的家里人来说无疑是件值得夸耀的事情。我的阿姨与姨父像所有第一代移民那样做非常辛苦的工作，他们自己开了间小小的杂货店，因为附近有很多酒吧的缘故，生意还不错，之后又在杂货店旁边开了间小铺专门卖炸薯条。表妹嫁的男人是个中国人，他们同年，住在一个街区，所以是每天坐公车上学时认识的，从恋爱到结婚都是水到渠成。
他们已经在美国摆过正式的酒席，这次回国再摆一次都是为了家里人。因为我正好赋闲在家，所以就被长辈们安排着陪他们逛街买东西。他俩浑身上下的打扮都很妥当，细节之处极尽讲究，绝不过分。表妹的丈夫是那种父母都会喜欢的类型，高大，英俊，谦逊得恰到好处。并不抽烟，酒量却算得上豪迈。能够在饭桌上与我爸爸频频举杯，从股票到军事局势，所有成年男人感兴趣的话题都随手拈来。饭后竟然还能够有耐心与长辈们打上两圈麻将，完全是奉陪到底的态度。而他们走在路上，总是叫路人侧目，又出于礼貌地关注所有细枝末节，一副浑然天成就要奔向中产阶级的模样。我白长了他们两岁，都说不清楚到底是谁在照顾谁。
所有的家居店都令他们流连忘返。他们刚刚买下一间房子，离着原先的街区并不远，这次办完酒席以后，回去就要搬家。因为从未在一起住过的关系，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无疑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期盼。就连小家电柜台也能够久久地吸引他们的视线，仔细比较每件东西的价钱，其实我猜想他们并不在乎这一点点差价，只是这种生活的幻觉带给他们巨大的快乐和满足感。表妹拿起盐罐、烛台、刺绣的桌布，把每样她觉得好看的东西给她的丈夫看，然后他俩靠在一起窃窃私语，不时笑起来，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
我觉得自己完全像个多余的人，便站到商店门口的马路边去抽根烟，然后我透过玻璃看着他们，营业员们也看着他们，大家都看着他们说不出话来。他们完全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却活生生地站在那儿代表着幸福生活的可能性。
我在心里默默背诵那段从少年时代起就熟稔于心的电影台词：
所以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可以给出千万个答案，都是错误的。事实是我是个坏人，但这将会改变，我要改变。这是最后一件坏事。我要洗心革面，我要继续，笔直向前，选择生活。我已经在期望。我将会变得跟你一样：工作，家庭，他妈的大电视机，洗衣机，汽车，便携式CD播放机和电动开罐器，健康，低胆固醇，牙医保险，贷款，简易房，休闲服，行李箱，三件套西装，DIY，猜谜节目，垃圾食物，孩子，公园散步，朝九晚五，高尔夫好手，洗车，选择运动衫，圣诞家庭日，养老金，免税，清水沟，勉强生活，向前看，直到你死的那天。
为什么不呢，有什么不好呢，像所有寻常人那样生活，这些东西是阿乔要的么?如果我能够为他放弃所有激情澎湃，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一起?我想起这些，激动得简直要发抖，有短暂的一瞬间我像是摸索到了问题的关键。我知道，在这些年间，一再如此，表现得像个少年，真的已经不再是什么让我自己感到得意的事情了。
这时他俩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拎着几只纸袋子，朝我招招手。
逛了一整天以后，表妹要去理发店，我们在繁华的商业街上找了一家，我与她的丈夫拎着购物袋在旁边等待。这是我们俩第一次被单独抛在一起，面面相觑，顿时有些不知所措。我倒是无所谓，就算长时间的沉默对我来说也是习惯，而他显然是那种懂礼貌的人，会在饭桌上跟每个人讲话，绝不让任何一个人陷入冷场的局面。于是他焦虑起来，快速而无意识地翻看着手里的杂志，一定是在疲劳的大脑里搜刮着我可能感兴趣的话题。为了宽慰他，我不得不先开口。
“你是做什么的?”我问他。
“哦哦。我在一间建筑公司做。”接着他很有耐心地讲述了一番他的工作，引用专业术语，描摹未来前景。其实我并不是很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我甚至没有认真在听，理发店里洗发香波的气味与水蒸气弄得我昏昏欲睡。而他却因为觉得自己开了一个不错的头，干脆一路说了下去。
“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爸爸在外面工作了。那一年，家里弄来辆冰激凌车，不过卖冰激凌的许可证不是我们家那一区的，所以路上来回就要花费四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待在车里，开车的时候我在后面睡觉，等到我爸爸找到地方停下来开始卖东西，我就在他旁边写作业。”他说。
“听起来不错。”我随口应着。
“后来满十六岁可以打工了，干过各种事情。在中餐馆里做叉烧、快递员、汽车修理工，隔几个月就会换一个工作。”他说着，又向我仔细说起他打工岁月里欢乐与心酸并存的各种小事。他把他朋友们的名字都挂在嘴边，好像我本来就应该认识他们似的。
我听得有些认真，这仿佛给了他鼓励，他为了调动起我们之间谈话更积极的互动性，主动跟我说起一部他与我表妹正在看的韩国连续剧。
“那连续剧里有一个女主人公长得和你很像。都是那种齐头帘的女孩。”他说。
“哦。”我很久都没有看过连续剧了，我把这句话吞了回去。
“听说你以前曾经在杂志社做过，平时会遇见很多明星吧。”他问。
“有一些，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说。
“那你见过……么?”他问，但是一阵吹风机的隆隆声打断他的话。
“谁?”我问他。他又重复了一遍，我有些茫然地望着他。我们俩突然沉默了一会儿，这个话题一旦被打断，我们仿佛不知道该从哪里再捡回来。于是我们都往我表妹的方向看去，发型师正很有耐心地为她做着发卷，一个接着一个，看起来无穷无尽。吹风机的声音非常单调，时间好像怎么也过不完了。于是我心里对于日常生活的恐慌又都回来了，这感觉反而令我稍微好受些，我索性在那些购物袋堆起来的小山后面，摊开手脚，昏睡过去。
可是到了酒店，不出意外的，我的心又退缩起来。酒店里同时有好几场婚礼在举行，我们跟着一个胖胖的新娘走进电梯，接着又穿过一两个充满陌生人的大堂。才刚刚开席而已，就已经有中年男人喝得酒气熏天。还有披金戴银的主持人，对着话筒声嘶力竭地念台词。我们靠得紧紧的，加快步子穿过这些虚情假意的喜气洋洋，我甚至想，再美好的爱情都会被这样的场面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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