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因为工作需要，市委有关部门决定把我调到某实业旅游开发公司，组建设计公司。该公司属市委局级单位，设有开发公司、建筑公司，但缺少一个中间环节的设计公司。我被调到这个公司以后，任党支部书记兼公司经理，就是俗话说的，单位里的一把手，负责全面工作，掌管所有权力。”她的叙述口齿清楚，声音浑厚，虽然听起来明显苍老，但还是很有力量。她对自己经历的叙述，如数家珍，连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发生事件的具体时间都记得非常准确，我真有点怀疑她是经过准备的，因为她讲话的声调和语气像背诵课文一样熟练、顺畅且听不出感情色彩。
“那怎么会出事呢?”我非常不愿意太直白地去问她的“问题”，但又不得不问。
“在我当经理期间，1997年，因为一个工程一张支票，共计6。9万元。因为做模型、换成现金、法院认定构成了贪污罪。”她的话语第一次出现了不连贯，甚至出现了语法上的不规则。但她没有一个字说自己冤枉，我觉得这是她与我所采访的许多罪犯最不相同的地方。
“那个时候你多大年纪了?”我问。
“那个时候我已经59岁了，如果60岁退休，再有一年我就该退休了。退休之前，发生了这件事。唉!”
“我想，你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在经济效益上还可以吧?”
“挺好的。”她说。
“那就是说，不应该在钱的方面出现问题的。”问这话的时候，我有点小心小心翼翼。是怕伤害她作为一个年长之人的自尊心，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罪犯面前感到不知所措。
她先是一愣，然后说：“一般的……嗯……，一般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她的脸上掠过一丝嘲讽，我知道那是针对她自己的，我感觉到她的不好意思，有点难于启齿。因为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表情很怪，同时词句很不流畅，不想说，又不能不说，像是犹豫，又像是不知如何表达才好。
“因为从事技术工作，收入和福利待遇都挺好，而且我们的实际工资真是挺高的。”她继续说。
“那怎么还会这样。”我觉得我有点穷追不舍的味道，但是如果不这样，我又怕她不再说下去。
她仿佛陷入了一种回忆。“这是我在工作当中、人际交往当中的一次重大失误。当时觉得自己是经理，一切都很方便，为了方便而忽略了国家的财务制度和法律。走到今天，方方面面的因素都有，主要是我自己做人的失败。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不愿意把事情……”她明显的犹豫了一下。“嗯，把事情再搞复杂。”她居然用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官样概念。一种老年的、饱经苍桑的城府，这个时候在这位单纯的老人身上显露了出来。
我明白，她不想再去论说案子本身。但这并不说明她对自己的案子没有想法。
“我被判了有期徒刑8年。”她像是自语。
我想，林一凡贪污的金额是6。9万元人民币，法院判她有期徒刑8年。从法律本身来说，应当属于“重”判。因为我知道，按法律本身的规定，贪污罪原则上是一万元判一年，特殊情况从轻或从重，具体分寸由法院的法官来掌握。
“从法律程序说，我这属于重判。”林一凡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进一步对我解释说。
“为什么呢?”我问。
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无奈。
“因为我不认罪。”她第一次用了非常果断的口吻。“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我都没有认罪，律师给我做的也是无罪辩护，他们说我态度不好。”
“是哪个单位举报的你?”我又问。
“我想，事出肯定有因，法律应该不会无中生有，但是究竟是谁或者哪个单位举报的我，我真的不清楚。”看的出，她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她不想说。
我很想知道她面对自己贪污罪的深层心理。可是她在说完了她的工作经历以后，便沉默不再说话。她望着我，眼睛里含着笑。我还是无法把一个面带这种微笑、脸上充满慈祥的微笑的老人，和一个罪犯联系起来。我望着她，突然感到不知所措。
我和她面对面，互相望了有几分钟。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跟记者说说你心里想的。”陪同我采访的一位先生这样提示她，同时也提醒了我。
“您一辈子搞专业，却在快退休之前，进了监狱。案件本身是贪污罪，但是，我觉得从金额上说，为7万块钱去犯罪，常理上讲是有点不值得。可是您却真的因为这点钱进了监狱。您刚才说，事出有因。而且一开始您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没有认罪，您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另外，从人的一生来说，您辛苦工作了一辈子，但是最后，退休之前做错了。用一般概念来讲，这属于晚节不保。能否告诉我因为什么去犯罪。我想听听您的犯罪动机，也好为那些没有犯罪却随时有可能犯罪的人提个醒。”我第一次在采访一名罪犯的时候用了“您”这样的尊称。我想让她知道，她虽然犯了罪，但如果自己做得好，同样能够获得人们的尊重。我尽量把我的真诚传递给她。
她听我说话的时候表现的非常仔细，而且不住地点头，但还是没有主动回答的意思。也难怪，让一个老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回顾她一生的对错，似乎有点残酷。我看得出，她不是像有些罪犯那样，从情绪上抵触我的采访，我觉得她是在考虑自己该如何说起。
3.自己的犯罪断送全家人的幸福
“每当我想起这一生，因为自己的犯罪而断送了全家人的幸福，那种复杂的心情，是无法言表的。”
“您家里都有什么人?子女都大了吧?他们对你的事理解吗?”我继续努力启发她。
“家里人对我的事情不是很想得通，在我‘下监’(已经判决的罪犯到监狱服刑，简称为‘下监’)之后，作为家属他们又代我申诉了。”她对我说。我感到她对家人的做法并没寄予什么希望。因为她说这话的时候，其情绪之平静，好像在说一件与她无关的事。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14岁参加少先队，15岁入团，18岁入党。从我的成长经历来说，我受党多年的培养教育。”她开始向我讲述她的故事，但是，说到这里，她哽咽了，两行老泪从她那皮肤已经完全松弛的脸上流下来，她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块毛巾手绢。我看到那块手绢很旧，但却洗得非常干净。
“大学毕业……”我看到她在努力克制着自己，试图继续说下去，但是哽咽再次使她停顿下来。
“您先喝口水吧。”我说。心里也有点发酸。
她感激地朝我点点头，并没有喝水。
“一生中，我是勤奋向上的。”她继续说：“我的家境也挺好，一个大儿子今天回到国外了。他在北京某大学毕业后，又在国外读了硕士、博士，留在国外工作了。儿媳妇大学毕业后也跟着去了国外。他们跟我一样，也都是搞建筑专业的。小儿子是学经济的，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小儿媳妇跟小儿子学的同一个专业，两人工作都非常好。我的老伴一直在市政府工作，是个局级干部。家里还有一个95岁的老婆婆，跟我们一起生活了40多年，都很好。我真正是四世同堂，一大家子人。可是因为我犯罪入狱，全家人的生活都改变了，我给家庭带来了很大的不幸。”说到这里，她抑制不住哭出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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