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社会，女子威武，往往是国家强盛的标志，女子放达，常常是社会开明的征象，有人一直弄不明白，大唐哪来的胆量，敢在大街上玩那种从罗马帝国传来的往赤裸身体泼水的“泼寒胡戏”?其实这期间半裸的飞天已经在莫高窟里满天飞舞了。
(莫高窟第57窟散花飞天、第321窟双飞天、第320窟华盖飞天、第158窟吹笛飞天，榆林窟第15窟伎乐飞天，等等)
到底是这狂放骠悍的胡风，助长了大唐盛世的的气概，还是国富民强的时代，正需要这种外来的雄强奋昂、健康自由的异域文化?
从中使我们深深感动的，却是大唐对待外来文化的胸怀与魄力，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很难想象唐代对外开放的程度，我们无法看到当年丝路上万国来朝进贡的盛大景象。但从莫高窟内这幅《说法图》—中国人形象的佛陀在讲经，各国王子在听经—就能感受到大唐的至尊与宽宏。一时，诸国王公贵族来朝做官者甚众。正月初一，向唐太宗贺岁的五品之上的胡人官员，竟达一百人。不说古代，在当今这个号称开放的世界上谁人能有此气魄与胸襟?
(莫高窟第220窟《药师净土变》)
唐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胡人?
公元631年(贞观五年)，唐太宗攻破突厥后，曾安置突厥贵族一万家在长安定居。把敌俘安排在身边，这本身就需要非凡的胆识。如果按每户五至八人计算，单是长安的突厥人就有七八万之巨。而寓居长安的，还有中亚昭武九姓诸国人，东邻日本人、高丽人、契丹人，西域各族各国人，既有王公贵族，又有商人僧侣。西亚的波斯是沟通中西文化最活跃的国家。波斯王卑路斯被大食驱逐后，携子到长安定居。长安的西市有专门供应波斯食品的商店，可见长安的波斯人数量之多。
(唐·阎立本《步辇图》、《职贡图》。章怀太子墓《礼宾图》。莫高窟壁画中的各国各族人的形象。西安土门村出土之汉—巴利文碑等)
丝路开通后，大唐的高度文明与殷足物质，吸引由世界各地前来的商人、工匠、艺人和留学生日益增多。这些人无不以崇慕敬仰之情向往中华，以能一到中国的名都长安、洛阳和扬州为荣。甚至还想死后“转生中国”。不说内地，单是敦煌一带落户的粟特商人就住满一个乡。而在大都市达官贵族家做仆人的“昆仑奴”，都是来自更遥远的非洲。据公元787年(贞元三年)的一次调查，在长安居住拥有田产的外国人，总共四千户。由此推测长安城共有十多万外国人。按照当时长安居民人口总数一百多万计算，至少十个人口中有一个胡人，这是多么惊人的一个比例数字!
(西安出土黑人陶俑)
这样巨大数量的外国人居住国都，甚至入朝为官，唐王朝非但无忧无虑，从不感到威胁，反倒处之泰然。唐人到底是怎样一种心态?
(《长安城复原图》)
莫高窟这幅《维摩变》十分耐人寻味。在当时人们的印象里，模样像中国人的维摩诘被当作中原帝王;外来的菩萨文殊一直被当作西域的象征。有趣的是这幅画下方—在文殊一边听经的人，给故意画成中原君臣;在维摩诘一边听经的人却是金发碧眼的各国王子。这种交叉起来的表现可谓别具匠心。把本来带有对立意味的场面，画成一个和谐融洽的整体。
(莫高窟第103窟东壁南北侧“维摩经变”)
唐太宗李世民关于破除“贵中华、轻夷狄”的主张，特别是对各族各国“爱之如一”那个著名的口号，是大唐面对世界的一面恢宏大度的精神旗帜，一个敞开的胸怀。
就在这“爱之如一”的口号下，大唐对外来的一切几乎无所不包，从物质内容到文化习俗，从精神方式到宗教信仰，全部拿来，毫不介怀，不用的便置之一旁，有用的便据为己有，我们至今还能找到当时听凭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传播的遗迹。而在宗教信仰上的宽许，才是胸襟博大的最大表现。带着不同习俗和信仰，同住长安，和睦相处，这是人类中古史的奇迹，也是大唐极盛的深在缘故，(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藏经洞经典。清真寺)
不同的精神文化相接，才能各放异彩。在唐代诗坛上，李白的长歌短句中总是洋溢着道家的精神;杜甫和白居易的韵脚则一直严谨遵循着儒家的规范;而王维崇佛，自号摩诘，笔下自然时出禅意。为此，唐代诗圣们的风格相互之间更是去之千里，反过来又交映出大唐文学天空的一片璀璨光华。
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本来不信奉佛教。他们把道教列为首位，儒家次之，佛教排在末位。但他们从来不排斥或贬损佛教，反而“情深护持”。已然中国化的佛教则凭借自身的精神魅力，像春草一般在广大民间生气勃勃蔓延着。敦煌莫高窟在初唐时代，仍开凿出四十七个新窟。佛教艺术在初唐万物蓬勃的大背景上，也展露出面貌一新的时代景象。
(莫高窟初唐洞窟外观)
武则天具有划时代意义。
(武则天像)
她与隋文帝有两处相像，一是都在尼姑庵里生活过，二是都崇信又都利用佛教。但不同的是，武则天是在唐太宗去世后，也就是她26岁时，才入感业寺为尼。她不像隋文帝生在尼庵里，对佛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虔信，因而她在利用佛教时更清醒和更聪明，她在唐高宗故去第二年(公元689年)，准备废黜唐中宗李显而自立为皇帝时，便动用了在民间深具影响的佛教为工具。授命洛阳白马寺和尚薛怀义和沙明等人伪造一部《大云经》，声称武则天就是未来佛弥勒佛转世，天经地义应为人间主宰。同年九月，武则天登基后，即刻下诏将《大云经》公布天下，并在各州建大云寺，佛教便从末位升为首位，并在政治的强刺激下急速发展，全国各地兴起雕塑弥勒佛的热潮。
(永靖炳灵寺171龛大佛，高28米;武威天梯山13窟大佛，高26米;甘谷大佛山大佛，高23.3米。山西五台山佛光寺。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遗址。藏经洞文书《大云经疏》等)
薛怀义可谓一位最善逢迎帝王的和尚。公元695年(延载一年)，他在洛阳功德堂建一尊高900尺的大佛，仅脚趾上可坐许多人。可能这尺寸的说法有些夸张，而且巨佛已佚，无以为据。但从四川乐山的嘉定大佛看，仍可以领略盛唐大佛无比庄严宏大的气魄。
(四川乐山大佛，脚上可站多人)
这样，在敦煌三危山叮叮当当的开凿声中，莫高窟历史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与薛怀义在洛阳功德堂所造大佛的同时，禅师灵隐与居士阴祖造了举世闻名的北大佛(莫高窟第96窟)，显然也是及时配合中原朝政之作。这也反映出此时敦煌与中原联系的紧密与通畅。
开元年间，僧人处谚等又造另一尊南大佛(莫高窟第130窟)。这两尊善迦坐弥勒像分别高33米和26米。虽然历时千载，多次重修，仍不失其庄重沉稳、丰满健伟、元气充沛的盛唐精神，堪称东方最大泥塑的佛教精品!它究竟用了多少泥土，已经无法计算!据说当年仅造佛工匠一天吃盐就要两担，可见用工之巨!此非盛唐，不可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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