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术，你长大了。”师兄的眼睛终于落到我身上，从见面到现在，他是第一次认真地打量我。“白术，你还是这么漂亮，一点都没变。但是我不同，我老了，已经不再属于城市，我成了这山里的人了，再也回不去了。白术，你把我忘了吧。”
我如被雷击，几乎怀疑自己的耳朵。
忘了他?我爱他二十年，等他二十年，今天，我们终于都是自由之身了，终于重逢，他却让我，忘记他?师兄，你如何忍心?
“不!”我哭着，抱住他，几乎站立不稳。即使他是一棵枯萎的金银花，也该在我的眼泪中重生。“大师兄，我不信你会忘了我。我们是有缘的，我们纠缠了二十年了，终于可以在一起，你怎么忍心让我走?大师兄，跟我走，跟我回西安，我会帮你重新在城市立足的。你明知道，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你知道的。大师兄，告诉我，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能做些什么，让你重新想起我?”
“白术，你有钱吗?”大师兄忽然开口了，犹豫地，嗫嚅地，渴望地，开口了，“我想吃一顿好的，你请我，行不行?”
我后退一步，忍不住再退一步。
心一再地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底的深渊。虽然从见面第一眼，我已经发现大师兄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但是仍然没有料到，他会变得这么彻底。
十年，十年真的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十年的风餐露宿，十年的饥寒交迫，十年的身心俱疲。宋宜中，他是真的已经死了，不存在了。
如今的大师兄，只是一个躯壳，再也没有了曾经的感情和思想。他生命的活力早已被山风吹干，被林火吞没。他已经——成了一个野人!
他舔着嘴唇，那干裂的，没有血色的嘴唇，眼中露出原始的欲望——对食品的欲望。他不耐烦地催促：“你有钱吗?让我吃顿好的。我知道村口有家饭店，这里惟一的饭店，我想吃猪肉炖洋芋。”
饭店。村子里惟一的饭店。
那能叫饭店吗?一张破布挑起个“酒”字，在风中有气无力地展着。普通的农家房子，放着几张长条桌，长条凳。前面是店，后面是屋。老板娘系着围裙，喂完了猪再来喂人。倒是笑容满面，十分满足自得，毕竟，是村里惟一的饭店呀。
没有菜谱，有什么吃什么，而所有的不过是村蔬野食。
“有猪肉炖洋芋哩。”老板娘夸耀地说，仿佛猪肉炖洋芋是世上最珍稀的美味。
大师兄也迎着老板娘的笑脸畅快地笑了，显然认同有猪肉炖洋芋是件多么可喜的事。他有一点骄傲地说：“这是我师妹，西安城里来的，要请我哩。要猪肉炖洋芋，多放点肉，满上。”
我的心悲哀到极点，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再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已经十年不见了。
时间的意义从没有一个时刻比此刻更具体鲜明地展现在我面前。十年，原来十年真的可以完全改造一个人。十年里，我亲爱的宜中躲在这深山老林中，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汲水而饮，与猿为伴，只靠采药行医向村民换取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他看到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村口，见过的最豪华的阵仗就是这家小饭店，接触到的最美味的享受就是猪肉炖洋芋——开始是为了自我放逐，后来便是习惯。他已经从内心深处接受了生活的改变，再也不打算回头。如今的城市对于他而言，已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我真想能够立刻变出一桌山珍海味，可是在这荒僻的山村，有钱也买不到除了猪肉炖洋芋以外的蔬菜鱼虾。况且，就算买得到，对于宜中来说也未必就比洋芋炖猪肉来的可口美味。旷日持久的寒素生活，已经使他失去了品味陈年红酒的味蕾，更没有兴致从容地享用一顿鸵鸟铁板烧。他还记得我的芙蓉蜜饯百合青果冰淇淋吗?
我想问他：记得白家的黄花梨木家具吗?记得情人节和我一起看通宵电影吗?记得兴庆宫的游船吗?记得我们关于私奔的笑谑和祈愿吗?记得我的百花粥和对他深沉执著的爱吗?
但是最后我什么也没有问，还问什么呢?他记得又如何?过去的再也回不来了，他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宜中大师兄。也许旧日的爱与纠缠，忘了比记得好。
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放在桌子上，轻轻说：“大师兄，这些留给你，保重。”
小饭店里老掉牙的收音机再放一首老掉牙的情歌：我用什么奉献给你呀，我的爱人。
对我的爱人，甜蜜的笑和恒久的情都已经烟轻云淡，我能给他的，只是一点点钱。
你有钱吗?让我吃一顿好的。
这便是我的爱人对我惟一的要求了，而所谓好的，只是猪肉炖洋芋。我的爱人，我的爱人哦，这是你第一次求我，为了一碗洋芋炖猪肉。
不，这个陶醉于美食的村医不是我的宜中。我的宜中，已经在十年前的那次宋家大火中死去了。他留给我的，是永远的伤痛和纪念。
心一阵阵地疼着，我站起身说：“大师兄，我走了。”
宜中没有抬头，他仍在很专心地对付那碗洋芋和猪肉，在这一刻，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人任何事会比那碗猪肉更重要更珍贵的了。
我挑开门帘走出去，再不打算回头。
宜中宜中，我等了你整整二十年，到了今天，终于有个合适的身份在一起了，我怎么会想到，再见时竟然会是这样?宜中哦宜中……
一步，又一步，心疼得痉挛，疼得软弱，连呼吸都紧迫。
我艰难地走着，命令自己不要回头。那已经不是我的大师兄了。那个生平第一个送我玫瑰花的男人，曾带着我到处试餐，教会我使用刀叉和品味咖啡。如今，他彻底成了一个村农，不仅是外表，更是内心。
田野里一片浓绿，浓得让人睁不开眼。然而田埂边，有稀稀落落的几株红色草花，开得饱满而张扬，刺痛人的心。
我心里微微一动，是罂粟?
传说陕南农民曾经有过种罂粟提炼鸦片的历史，在解放前被严令禁止了。难道，这个荒僻的乡村凭着山高皇帝远，竟然允许罂粟花们借尸还魂，重新蔓延?
我本能地走过去，掐一枝花送到鼻端轻嗅，仔细地辨认着。花茎纤细挺直，花瓣薄如蝉翼，绿色的叶子有如羽毛，边缘有锯齿，香气清新。我猛醒过来，这不是罂粟，而是和罂粟同属同科的虞美人。
虞美人又名“舞草”，它舞在清风中，舞得忧伤而轻盈。
往事蓦地袭上心头。记得那年冬天，情人节的次日早晨，下着微雪，我和宜中于雪中漫步，走在城墙根儿底下，他说：“白术，你是一株虞美人。”
我是一株虞美人，不是罂粟花!
多少年来，世人误会我，而我自己，也早已认定自己是一株有毒的罂粟，放弃了辩解的权利。
杀人嫌疑犯，隐瞒真相者。为了小李子，我和宜中活在内疚与忏悔中，整整十年。内疚是我们的鸦片，明知有毒，偏偏吸食上瘾，不思抵抗。不是世人误了我们，是我们甘于沉迷在罂粟的迷香里，自甘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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