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是不知道卓文在汪政府与日本人眼中的地位，可是除了那次暗杀外，并没有什么实在的事要引她真正注意这件事。
记得有一次卓文闲谈时提起自己曾经作为汪精卫的代言人去日本参加盛典，黄裳便磨着他讲些扶桑见闻来听听，然而卓文似颇不愿意提及那边的人事，偶尔说几句，也多半是些花边笑话，诸如：“《水浒传》里黑旋风李逵喜欢骂人是‘鸟人’，日本有个外务省顾问就真正是个鸟人。”黄裳不解。卓文道：“那顾问的名字叫做‘白鸟敏夫’，‘夫’为‘人’，白鸟敏夫可就是个鸟人?”说得黄裳哈哈大笑。
卓文对日本人并没什么好感，可是对汪精卫十分敬重，提到他总是尊称为“汪先生”。这是黄裳最不爱听的。而卓文也知道，所以极少提起工作上的事。
可是现在，现在黄裳不能再无视这些小节，或者说，是大节上的问题了。
离开黄家，她没有回“水无忧”，而是径直去了柯以处。一见面，即开门见山地问：“柯老师，你说，卓文是汉奸吗?”
柯以没有忽略黄裳对蔡卓文的称呼的改变，他注意到这个子侄辈的才女的困惑与矛盾，知道是深谈一次的时候了。这是一个争取她的良机，他坐下来，语重心长地说：“是不是汉奸，要看他自己的作为。他是汪政府的官员，而汪精卫是亲日的，蔡卓文身居高位，不可能不做一些伤天害理违背良心的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就是一个汉奸，是所有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的公敌。除非，他肯弃暗投明，利用自己的身份，多做一些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
“就像上次救你出狱那样?”黄裳热切地打断了柯以的话，她脸上带着那么焦急的神情，焦急得近乎于哀求，似乎只要柯以点一下头，就能肯定蔡卓文的中国人身份，否则，便不能令她心安。
柯以忽然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重起来，他知道他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会影响黄裳的一生。他看着她，更加小心地措着辞：“上次那件事，我要好好感谢蔡先生，但是他救我，不是为了同意抗日，而是为了讨好你姑姑，为了你。这同大原则是两回事。”
“可是，我同卓文谈过，他是个苦出身，农民的孩子，以前拿锄头，现在拿笔，就是没有拿过枪，他甚至连开枪也不会，也从来没有杀过人。”
“没有亲手杀过人，不等于没有做过坏事。”柯以试着浅显地向黄裳解释政治的微妙，和关于“文化汉奸”的概念。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庸医，治死过许多人，他自己死了以后，被下到十七层地狱去。他绝望地哭着，以为这是最重的刑罚了，可是却听到他底下还有更大的哭声。他奇怪了，问：‘下面还有人吗?’有人回答说：‘有，我是个私塾老师，可是没多少学问，阎王说我误人子弟，把我下在十八层地狱里。’庸医恍然大悟，原来误人子弟比庸医杀人还更可恶呢。”
黄裳低了头，她是个冰雪聪明的人，当然明白柯以的所指，是说蔡卓文虽然没有开枪杀人，可是他统治文化宣传，掌握喉舌，愚弄民众，其罪远比杀人更甚。可是身为妻子，她总是相信丈夫有苦衷，他以农子之身跃过龙门，终于挣得功名，却偏偏赶上乱世，于是随波逐流，做了汪政府的官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过是听差办事罢了，他自己有什么办法呢?
柯以见黄裳不说话，知道她被触动了，进一步分析说：“蔡卓文出身贫苦，无所依傍，却能做到今天这样显赫的位置，是因为他才华出众。可是他有这样好的才华，却不用来报效国家，而是投机取巧，助纣为虐，这就不明智。他这么聪明，不可能看不透汪政府是汉奸政府这一实质含义，可是仍然投效麾下，为虎作伥。这样一个只看眼前利益，而不顾民族大节的人，怎么能令人赞同呢——再标准的绅士礼仪也掩盖不了他的卑微。就是抵制日货的小商贩，也活得比他有原则、有尊严。”
黄裳大为逆耳。就是这个让人不佩服的人，前不久才救过你的命呢。柯以总是喜欢劝人抗日，可是抗日是要谈资本的，就像他劝自己搁笔停到抗战胜利以后再编剧一样，那么这段日子里，叫她吃什么穿什么，拿什么给她母亲治病呢?他自己是共产党，便想发展人人都做共产党，但这世上任凭战乱频仍，派系林立，总要有平常人，要过柴米油盐的普通日子，总不能要求人人都起来拿刀拿枪地去抗日，去革命。她并不想丈夫做英雄，但是她也不要他做汉奸，她只要知道他是一个基本上的好人就罢了。
可是，怎样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基本上的好人”呢?她却又不知道了。无用的好人是很多的，但蔡卓文却又不是一个普通的无用的人，他是个官儿，可这也由不了他，他总之没有主动去做过什么坏事就行了。他还救了柯以，他能救柯以，就能救更多的中国人。救好人的人，当然也是一个好人。
想到救人，就立刻想到了今天被她连累的那两个抗日分子。她忽然有些坐不住，站起身来拿过手袋说要告辞。
柯以见她谈着谈着忽然说走，以为自己得罪了她，忙忙阻止：“黄裳，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我知道。”
“那就不要再同姓蔡的来往了，他不是好人……”
“可他是我丈夫。”黄裳截口打断，忽然一不做，二不休，明明白白地宣布，“柯老师，我们已经结婚了，请为我祝福吧。”
柯以呆住了，一时震惊过剧，说不出话来。他眼中的黄裳，忽然化做一条妖娆的蛇，那是收塔前的白素贞，明知死路而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她的眼中，带着那样一种破碎的希望，一种绝望的热情，一种无奈的执著，与痛苦的坚持。
然而片刻，她又回复了娇俏婉媚的黄裳，一双眼睛清澈见底，平静地微笑：“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我不怕。我答应过他，为了他，就是压在雷峰塔下我也愿意。如果真要受罚，我愿意陪他下地狱。”
为了方便同黄裳见面，蔡卓文在国际饭店包了一间房子。这天，黄裳因为急于见到卓文，等不及电话通知，直接拿钥匙进了屋子，等在那里守株待兔。
起先她很担心自己这样一个单身女人住在酒店里未免太过引人瞩目，但是上海大酒店里的侍应生都是训练有素，被要求做到客人说话声音再大也听不见，玩笑再过也笑不出，太太再多也记不得的，每日早晚在黄裳房里出出进进，打扫卫生或是送餐送饮，脸上向来除了习惯性的微笑之外就再没有第二种表情。黄裳这才放下心来，相信了卓文关于租酒店比租民房更安全的解释：舒适、方便、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度。
酒店的大门似乎具有某种魔力，世上的战乱、烦恼、贫穷、劳苦、奔波、倾轧……一切不快乐不高贵的事情到酒店门前就停止了，进得到门里的，都是全上海最美好的事物：金碧辉煌的大理石墙面、花团锦簇的长毛地毯、时令鲜花、红酒与香槟、美女和财富、以及各种最周到最殷勤的服务。难怪有很多异乡人喜欢长年住在酒店里乐而忘返，只要一天付得起房租，就可以做一天的上帝。等到囊中金尽，转眼变成乞丐，那已经是酒店门外的事。酒店门里的人照旧是看不到的。因为音乐声淹没了所有的哭泣。霓虹灯下再苍白的脸也是妩媚的，女人的眼睛里都流着光，而男人的风度派头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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