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秀黄裳听他分析得头头是道，也都觉有理，家秀要求说：“可是，我要找一间窗户临街的房子。那种房顶又低屋子又暗终年不见阳光的弄堂屋子，我可受了不了。”
柯以笑：“知道你喜欢敞亮……宝昌路的石库门房子同老石库门不一样，质量高得多，窗子也都临街，不如就在那里找。”
然而崔妈惊惶起来：“辞工人?那我怎么办?我去哪儿?”又恳求黄裳：“小姐，我是怎么也不离开你的，我看着你从刚睁眼长到这么大，你就让我跟你一起走吧。你又不懂生活，怎么照顾得了二奶奶呢?还是让我去美国服侍你们吧，我情愿不要工资。”
黄裳为难：“何妈妈，这么多年来，你怎样待我，我比谁都知道。我也舍不得妈妈你，可是出国是笔大费用，你也听到了，连我们走也要柯老师资助呢，而且出去之后，什么时候找得到工作也不一定，不如这样，等我们出去安定了，我再接你去可好?”
崔妈大哭起来，抱着黄裳道：“小姐啊小姐，我活了一辈子，得你叫这一声‘何妈妈’，死了也瞑目了!我这些年来，也积攒下一点钱，原准备防老的，如今情愿全拿出来，托柯先生代我买一张船票，我说什么也要跟了小姐去的哇。”
她说得如此恳切，连家秀和柯以都忍不住流了泪。柯以点头叹道：“忠仆啊!”转念想到革命就是为了消除阶级，这主仆一说原当废除，便又不说话了。
家秀劝：“既这样，阿裳，就让何妈妈跟你一起走吧，好歹一家人有个照应。”
黄裳站起，扶崔妈在椅子上坐定了，忽然双膝跪倒，磕下头去。崔妈慌得连忙扶住，大惊之下，竟拽住一句词儿来：“小姐，你可折煞我也!”家秀和柯以忍不住都笑了。
黄裳郑重道：“何妈妈，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第二个母亲。我黄裳对天发誓，无论怎样艰难困苦，只要我一口气在，就一定待你如亲妈一样，为你养老送终，绝不违言!”
崔妈激动得老泪纵横，直从心底里开出花来，抱住黄裳又哭又笑地说：“我值了!裳小姐，有你这几句话，我就是明天‘崩’一声死了，也值了!”
这以后，崔妈果然一直跟随着黄裳，越洋过海，荣辱与共，活得比赵依凡还要长。她惟一的遗憾，只是一直未能看到她的好小姐找到一个好归宿，而且，没有机会伏侍黄家的第三代。
而柯以，也果然替家秀在宝昌路石库门建筑群找了一间窗户临街的房子，同她走动一直很密。到了1949年，中国历史上俗称“黎明前黑暗”的那段最恐怖的日子，国民党疯狂捕杀共产党地下党员，家秀还曾掩护他逃走。后来解放了，柯以重新回到上海，同家秀劫后重逢，悲喜交集，几次试图重续前缘。然而家秀总是迟疑，觉得自己以前风光的时候没有嫁他，如今落魄了，反来相就，倒好像登高枝似的。再后来组织上替柯以介绍了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他看着同家秀实在是没有可能，便只得接受了安排。
柯以的第二次结婚，是采取新式的文明婚礼，只到政府部门登了个记，又请几位相投契的朋友到家里聚了聚，热闹一回也就算了。家秀没有来，她那一天去了杭州，说要看一个要紧朋友。但是柯以知道她其实哪里也没有去，可是也不肯拆穿她。家秀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大方，反而让他有一丝酸涩的欢喜。至少，他知道她是在意他的，会为了他的婚礼而不快。
他们后来做了一辈子的朋友，然而始终只是冰雪友谊，不涉私情。左倾、右倾、四清、文革，他都一直帮着她。她资本家小姐的历史被掩饰了，档案上，黄家秀只是一个清清白白的纱厂女工，住在石库门的简陋房子里，一个标准的城市平民。黄裳没有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但是她看到了，平静安宁地一直生活到老，一生没有结婚。
而柯以，他对于当年那段姻缘的错失交臂到底有多么怅憾，从来不曾对人说过。但是1979年他患胃癌病危的时候，曾立下遗言：希望死的时候，可以佩戴那只1935年的劳力士金表一同入葬。
没有人知道，那只表其实是黄家秀此生送他的惟一一件礼物。
☆、二十五、没有风的扇子
二战后的上海空前地繁荣，空前地混乱，空前地动荡，空前地凄美。
劫后余生的美国大兵们从昆明、从冲绳、从关岛一批批地涌到上海来，他们犒慰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寻找爱情。异乡风味和战争经历给他们涂上了浪漫的色彩和阳刚的意味，使他们成为斯文柔弱的上海男人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毫不费力地俘获了上海姑娘的心。
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爱情故事上演，而其中大半是悲剧。婴儿一批批地被生下来，这是世界和平的国际产物，是军民友好的副产品。他们的国籍问题后来成了亘久为难的一个疑点。但是在当时，狂欢的二战胜利浪潮里，年轻的心照例是想不到这些现实烦恼的。胜利的喜悦是催情剂，离乱的哀愁是生春药，三个月，或者五个月，萍水聚散，云雨欢情，上海大美电台里专门租着一个频道用来播放美国流行歌曲，而机场和海港天天上演着生离死别的剧目。美国大兵和上海姑娘当街拥吻成为常设街景，连围观都引不起来的。
每天都有舍不得走的人不得不走。
每天都有想走的人被迫留下。
每天都有人为了走或者留而烦恼，而哭泣。
黄裳也不例外。
出国的事是早已经定下来，可是她总找着各种各样的借口拖延着。虽然手续一直在办，却总是不大上心，也总是不肯相信，真的就这样与卓文告别了。一夜夜，梦魂无据，飞渡千里，可是山长水远，她望不见卓文，找不到卓文。一张张汇款单长了翅膀飞向酆都，却换不回片言只字。而今，她要走了，自己也成了流浪之身，负债累累。她再也没有能力接济他，可是，又怎能放心就这样离开?
直到有一日，在电影院，散场时，她随着人流往外走，忽然有人碰了她的肩一下，扭转头，是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男人，态度很谨慎，可是眼中没有恶意，迅速地塞她一张字条，说：“蔡先生要我交给你。”
她一愣，那人已经消失在人群中。事后很久她才想起，那大概就是她从黄家风手中救出的两个抗日分子之一，可是分不清是胡强或者裴毅中的哪一位。应该是胡强吧，因为学生腔的裴毅估计没有那么快的身手。
她一直走出电影院很久才敢打开那字条，匆草的，只有几行字。首先触入眼帘的，不是内容，而是字体，熟悉得令人心痛。
“我走了，不必打听我的下落，也不需要再给我寄钱。大概没有机会再见面，但我说的每句话，都做数。”
没有署名。
但她当然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说的什么。如此隐晦，该是因为害怕出意外，遗人以柄吧?他仍然这样地替她着想。
她站在路边的灯柱下哭了。
路边的桂花被吹落了，落在雨中，却仍然散发着依依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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