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_罗范懿【完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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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要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战胜它。

  怎样用饥饿来制服它呢?

  应当拒绝纳税。

  你们好好想一想吧!普鲁士亲王们、勃兰登堡们、弗兰格尔们全部都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你们,只有你们自己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马克思提出的拒绝纳税的要求在全体人民中愤怒地燃烧起来。连国民议会也不得不接受这个要求,被普鲁士军队从科伦市政厅赶出来的议员们在米茨旅馆举行了会议。在那里,以226票一致决议拒绝纳税。决议是:

  “在国民议会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继续开会以前,勃兰登堡内阁无权动用国家资金和征税。”

  “因此,从今天起捐税就废除了!!

  纳税是叛国行为!!

  拒绝纳税是公民的首要职责!”

  当马克思知道上述消息以后,他又写了一篇新的呼吁书,要求成立一个革命民团,以便贯彻国民议会的决议。

  “不再纳税”的口号,连续28天每天在《新莱茵报》第一版的报头下面刊登。

  普鲁士政府又起诉马克思,法院传讯马克思出庭——

  那是1849年2月8日,一个严寒的冬天,高耸的大教堂的尖塔周围飘着鹅毛般的大雪。

  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都是一起在呼吁书上签过名,现在他们正走在去陪审官裁判所的路上。

  尽管风雪交加,但他们三个人精神饱满,坚定地要供述呼吁书上的每一句话,毫不畏缩。

  在宣读起诉书和检查官讲话之后,马克思发了言。

  陪审官在马克思第一段讲话之后就已经抬起了头,马克思的勇敢和激情给了他很好的印象。其中一位陪审官是大酒商,他坐在陪审官的弹簧椅上,开始有些不自在起来,被告刚才说了些什么呢?

  “国王实行了一场革命,他推翻了现存的法律制度,他不能诉诸被他自己可耻地蹂躏了的法律!”

  在那位大酒商打算考虑上面的话之前,他已经被最后的几句话慑服了:

  “这是一种怯懦的法律伪善!诸位先生,你们一定不会用自己的判决来批准这种伪善的。”“我完全无法理解,检察机关怎么还敢根据已被王权本身蹂躏了的法律来控告我们!”

  马克思发现好像陪审官要站起来退庭,但是他的抗辩还没有结束,他正要更加有力的证据回击他们。这些证据无可辩驳地、简单明了地揭露了控诉书的违法行为。

  “查理一世不止一次地获得胜利,但是,到头来还是上了断头台。诸位先生,谁又能向你们担保:现任内阁以及过去和现在都是现任内阁手中的驯服工作的那些官员,将来不会被本届议院或它的继承者宣判为国事犯呢?”

  这位大酒商警悸而畏缩起来,“国事犯”这个词对他来说好像是抽了一鞭!一个被告用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控告当权的容克地主和他们的内阁官员,这在法庭上还算第一次!

  “诸位先生!检察机关的代表企图用4月6日和8日的法律来论证他的控告。我曾经不得不向你们证明,正是这些法律会取消对我们的控告。但是,不瞒你们说,我过去从未承认,而且将来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些法律。对于人民选出的代表来说,这些法律从未发生过效力,更不用说给三月革命指出道路了。”

  “政府接二连三地采取暴力行动。它肆无忌惮地违犯极重要的法律,h abeas corpus akte,市民自卫团法。它在戒严的幌子下任意实行无限制的军事专制。它甚至把人民代表本身都给赶跑了。而当一方蛮横无礼地违犯一切法律的时候,却要求另一方甚至最严格地遵守会议规则!”

  “当现代社会还没有摧毁和消灭旧社会赖以强行保全自己的那种正式的遗留下来的权力以前,当它还没有摧毁和消灭这个社会的国家权力以前,它是不可能高枕无忧的。天赋王权的统治——这也就是过时的社会成分的统治。”

  检察官聚精会神地做记录,他多次停笔去考虑被告的为人。

  站在检察官面前的是像他自己一样的一个大学生,法律学家的儿子,大概不会是那种流浪的手工业工人吧?!什么东西鼓舞了这个人,使他这样热衷于工人的事业?

  “这样看来,在这两个社会之间不可能有和平。他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使得他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个社会必然获得胜利,而另一个社会必然遭到失败。这是它们之间惟一可能的和解。因此,在这两个社会的最高政治代表之间——在国王和人民代议机关之间,也不可能有和平。”

  马克思坐下,法庭沉默大约一分钟,一种少有的、压抑的沉默,直到最后主审法官继续传讯沙佩尔。

  沙佩尔和施奈德乐同马克思一样进行自我辩护,他们勇敢地承认了呼吁书中的话。

  无可奈何。马克思天衣无缝的逻辑思维和毋容置疑的事实以及那一字一句如同颗颗炽热的子弹……法庭在这种强烈反差的氛围下,原告成了被告。

  法官也倾向了马克思。

  全体法官退庭。

  被告在法庭庭丁的看守下,在法庭黑暗的走廊里踱来踱去。他似乎听到了陪审官们在室内发生了无休止的争论。不出意料,送给他的法庭裁决书上写着:“无罪释放。”

  这个月,政府向马克思提起两次起诉,都如此以马克思的胜诉而告终。

  工人和市民为争取德国宪法而组织起来的斗争在工业城市萨克森和莱茵省被反动派的军队镇压下去了。为了参加以后的普法尔茨和巴登的起义,正在比利时参加斗争的恩格斯短期回到了科伦。

  《新莱茵报》于1849年5月19日被查封了。

  马克思召开最后一次工作人员会议,并把他写的准备在报纸停刊号上用红字刊登的那篇文章的几段念给大家听:

  “欧洲的总革命的大火山不仅在沸腾,而且就在爆发的前夕,那红色的、火山喷出的熔岩之流将很快地把全部得天独厚的、强盗骑士式的经济永远埋葬。那卑鄙、伪善、荒淫、腐朽而怯懦的,可是还显得傲慢的资产阶级,将被那最后变成聪明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群众把他当作赎罪的献品推入炽热的火山的喷火口……

  红色!红色!红色!红色胜利了!红色共和国已经临近胜利的前夕!”

  编辑室里沉默了一会儿,每个人都在回忆这最后的几个月,想到那位在所有的政治问题上是他们的领导者、在一切私人问题上是他们的朋友和助手的马克思,他们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同心爱的工作分手不是容易的事,当马克思感到眼圈湿润的时候,他背转身来,向窗外眺望。

  恩格斯站在马克思身旁,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随后,其他几位编辑都走进来了。

  “朋友,你们不要难过掉泪!”马克思激励地说,“我们还要再干,而且到那时,所有的人将站在我们这一边!”

  5月19日的最后一号《新莱茵报》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全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发行数千份。人们想方设法用高价从他人手里竞相转买终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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