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河村成长方形，座落在一座小山跟前。它总共有一百三十多户人家，每家正房的门都朝南开，真所谓开门见山了。村后面是一片平原，其实也只有里把宽，就挨着了黄垒河。象这一带几乎每个村庄边上都有条小河一样，山河村西头也有一条从南至北流进黄垒河的小沙河。人们很少叫河的名称，实际上密如蛛网的山水河也大多没有名字，全以它们所处村庄的方向来叫。山河村的人称黄垒河就叫北河，村头的小河则唤西河。 清明节这天上午，一个九岁的男孩子，跑到离村一百多步远、靠近西河堤的一幢独立茅草屋门口。他推门，门从里面插着的，就叫道：“姐，玲姐呀!开开门哪!你闩门做么呀?”门开了，一位少女出现在门口。有话道，“人是衣裳马是鞍”，意思是人要穿戴得好才美丽。这话不见得全对吧?这位姑娘的装束很素气棗一身粗布的蓝褂黑裤儿，但是她一出现，不由得使人眼睛一亮，非留意端详一会不可。她那在女子中数上中流个的细苗苗的身躯，结实而柔韧;黑黄的柔发搭到耳朵下梢，陪衬着圆形的脸庞，面色透着红晕。而最惹人注意的，是她那双黑得象涂着墨一样的眼睛，又灵敏又深邃，在不算黑的细眉下闪动着。 她，姓曹，名春玲，加起来就是她的大名棗曹春玲。不过，姑娘已过了十八个生日，这个名字才有七年的历史棗是解放后上了学才有的。那些年按乡下的老规矩，女人不上学一般是没有大名的。给闺女起名也都是一个音，自然在前面要加个“小”字;只有到快好出嫁了，再在名字下面添个“子”字，客气点的人才在加“子”字后把“小”字去掉。春玲当然也不例外。这一带解放那年春玲十一岁，她上了学。先生给新入学的女学生起学号，也和给男学生一样，原名冠上姓。结果女学生的名字就成了：江小妞、江小英、江小红、孙小情、蒋小花、曹小玲……总之，中间那个字都是“小”字。曹小玲很不高兴，逼妈妈将中间的字换换。但是母亲说不好换，她起不了。小玲自己在书皮上把“小”改成“大”，成了“曹大玲”……后来她的大姐自己起了名，叫曹春娟，二姐随着叫曹春梅，小梅高兴地立刻跟姐姐们学了……这时间，春玲提着盖有白毛巾的小竹篮，脸上显出惊讶的神色，看着门外的男孩子说：“咦，明生!你不去给烈士扫墓，回来做么哪?” “谁不去来?是老师叫俺回来的，要我帮你给妈上坟……我就到北河树林里拔棵小松树，好给妈裁上。玲姐，你看，这不是?”明生把手里的小松苗，炫耀地在姐姐面前晃了晃。春玲那明亮的黑眼睛忽闪几下，眉尖一蹙，说：“那好。”又问道：“那你怎么这长时间才回来呀?” “我看了会打仗的。” “谁打仗?”春玲关心地问道。 “是老东山大爷，他又在村后骂人。 春玲皱了下眉头：“为么事?” “谁把他的麦苗踩坏了几摊。” “唉，这也犯得着!”春玲叹口气，“还有谁?”“就他自个哩。” 春玲禁不住笑了：“没有对手，也算打仗?你净嘈蹋人家。”明生翻着大眼睛，兴致勃勃，又比又划地说：“我是说，他又吹胡子又瞪眼，嗓门惊得南山响，比几个人打仗还热火哩!” “他还在骂吗?” “不骂了。想是没人理他，自个也骂累啦。姐，他要来找咱爹，给他抓踩庄稼的人。我说俺爹上区里开会了，妇救会长在家。他撅着胡子找她去了。” 春玲看着门外一步一颠的老母鸡，自言自语地说：“唉，世上什么样的人都有!真不知他的脑子怎子长的，就那样没缝子。” “姐，你说谁?”明生瞅着姐姐那副认真的模样，很奇怪，“是老东山吗?” “又叫老山东!人家都末大年纪，名是你叫的吗!”春玲教训弟档道，“我嘱咐过你几次啦，老不听话。”“又忘啦!接受姐的批评，下次改。”明生笑着，又问道：“哎，姐呀!我听人说老东山大爷和咱家还是亲戚，是吗?”春玲脸露羞赧，支吾道：“谁瞎说?” “人家都说，说姐是他儿媳妇。姐呀，我可不同意你到老东山家去当媳妇，他那样顽固……” “明生，快不要乱说。”春玲打断他的话，”姐谁的媳妇也不当，老在家当你的姐姐。哦，”她理了把头发，“天不早啦!走，兄弟，给妈上坟去吧!” 原野上，一片早春的景象。草木在发芽，麦苗试图离开地皮，向上拔节;而最显眼的是分布在各处的一簇簇的坟丘。三三两两的人们，都在忙着向坟上挂纸，燃着的打着青铜钱纹痕的黄纸和香的轻烟，懒洋洋地缭绕着。在平原最西边的山麓处，有一片苍翠的松柏，那里面躺着十九名八路军战士的遗体，烈士们已长眠五个年头了。这时，烈士的墓地上响起呼口号的声音。每年的清明节一到，除了有组织的学生给烈士扫墓、献花圈、修整墓地、植树、栽花……许多人也自动地、络绎不绝地去给烈士上坟。 春玲姐弟俩，在一块黄土地边的坟茔前停住了。 墓，母亲的墓，还有些新。那上面长着的几堆蒿草还没发青。去年插上去的几枝迎春，大概是因为它们的生命力特别健旺的缘故，已经活跃地长起枝藤，翠绿的叶儿陪伴着金黄的花朵，花瓣上滚动着露珠，在艳阳下闪烁着美妙的柔光。 春玲看着母亲的墓，感情在全身激烈地翻腾起来了。她的手颤抖着去掀开篮子的手巾，但又停住，吩咐明生道：“兄弟，你不是要给妈栽树吗?喏，你到那边湾里提点水来，我在这儿挖坑。” “好。”明生应着，提起小水桶就走。 “少提点，别弄湿衣裳。”春玲嘱咐着，见弟档头也不回地去了，急忙蹲下身，从篮子里端出两碗用粉条猪肉做的菜，恭敬地摆在坟头前面，又拎起小瓷酒壶，敬重地向地上浇着。 酒浇在地上，姑娘的泪水涌出眼眶。一滴滴酒，一行行泪，一会就分不出洒在地上的是酒，还是女孩子的泪水了! 春玲的母亲是去年棗一九四六年夏天去世的。这是一位在老解放区常见的母亲。抗日战争头几年，她指望子孙后代摆脱长期苦难的生活，接连把两个女儿送给了革命。第一次给这位爱子如命的农妇的打击，是她的大女儿春娟进据点开辟工作，被敌人杀害了!这打击来得太沉重太无情了，她因此病倒了两个多月。之后，母亲渐渐爬起身，站起来，打发他最大的，其实才十六岁的儿子明强参加了八路军。当敌人的据点攻克后，找回了春娟的尸体。母亲按年岁八字寻觅到一个死去的男青年，把她女儿的和那青年的灵柩并埋在一起，结个“鬼亲”。为这事母亲和丈夫吵了一架，也是二十多年夫妻俩吵得最严重的一次。 死别固然悲怆，生离也使人痛心。春玲的母亲长年累月为儿女们担惊受怕，盼望他们能回到身边，让她摸几把;可她想到，当母子相会那暂短的一面后，接过背包，心没定下，就又得给他们打点起程的行装，孩子们要看着妈妈的眼泪走出门去，她就又不愿要子女回家来了。有泪就自己背后流吧，别让孩子们看见，省得扰乱他们的心。 当然，母亲也有过欢悦幸福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讲，也许只有革命的母亲，才是人类最大幸福的享受者，至少是她们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对春玲的母亲，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她二女儿春梅的结婚;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了，儿子、女儿、女婿都来到她的身边，围着她，看着她，高一声，低一声，都在叫：“妈妈，妈妈!”啊!妈妈，妈妈!她的心里乐开了花，那满是皱纹的脸上笑开了花，眼睛里闪耀着激动的泪花!她棗母亲啊!最强烈地感受到，人，最幸运的是她，是做革命的儿女的革命妈妈! 土地改革实行了，生活在上升，啊!革命，革命!这就是革命呵! 不幸!就在这幸福的浪头上，母亲病倒了。她的身体象忍受苦痛已经达到饱和点;又似带着重伤冲锋陷阵的战士，在那胜利的时刻，却倒下了。很短促，母亲从病至死只有三个月…… 家庭失去了母亲，就失去了中心，常常也就失去温暖，失去孩子的活泼精神。 母亲去世的起初一些日子，春玲这一家也是处在这种境况中。春玲不论怎样努力，可毕竟是个十七岁的姑娘。母亲在世时，遇到出门或过年过节，闺女的头发都是妈妈来梳理的呵!父亲是村里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工作极忙，加上田间的劳动，哪还有时间照顾家务和孩子?沉重的家务担子，猛一下落在姑娘肩上。两个弟弟很懂事，姐姐问饭做得好不好?他们总是说好吃，有时还故意大口吞咽来表示十分合乎口味。可是春玲明明知道这次菜里放盐多了，那次的粑粑①做得里面不熟。缝衣服针刺破姐姐的手，弟弟难过地背过脸去。春玲看着父亲和弟弟穿着宽窄不合身、针脚不匀的衣裳，愁苦地叹息。往昔，明生晚上回来习惯地要叫一声：“妈!闩门不呢?”可是母亲已经没有了，他叫出来了!弟弟站在院子里啜泣，姐姐在屋里垂泪……春玲难过地看着和她一般大的姑娘们拎着书包去外村上高小念书，羡慕地注视着村后大路上走过的八路军女战士，恨不得上前抢过她们的背包，穿上她们那显眼的草绿色军装……每到此时，她心里就埋怨起姐姐哥哥来了：他们倒是得了便宜，翅膀硬得早，都飞出去工作、战斗，可俺却被扯在家里，脱不得身……但这种情绪在春玲心里一闪就消失了。她叹口气，咬紧牙关，遵从母亲要她照养好弟弟的遗训。她样样步母亲的后尘，炕上剪刀，地下锅灶，喂猪饲驴，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她把不会的学会了，一切做得利利索索，有条不紊，把家重整得象个家了。以姐姐代替母亲的感情，在两个弟弟身上扎下了根，他们把对母亲的依恋移植在姐姐身上。他们是那样的爱姐姐，亲姐姐，离开姐姐一步都不愿意。明生也把晚上回来问妈妈闩不闩门的口头语，改成问姐姐了。不仅如此，春玲这个不足十八岁的共产党员，是村里的青妇队长，工作从没误过，并比以前更积极了。她虽然没能继续上高小读书，可是幸亏村里的小学教员孙若西，很热心地辅导她学习，六年级的功课，春玲也学得差不多了。 春玲母亲临终时，嘱咐丈夫不要给她烧香烧纸地过那些老规矩。她还没忘为给大女儿春娟结鬼亲惹得丈夫生了大气的事呵!随着母亲的意思，父亲没叫孩子给母亲过“五七”、“百天”……为此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满，尤其是老东山，骂得最凶。今天吃过早饭，父亲上区里开会去了，春玲打算到母亲坟上看看，把墓修饰一下。可是当她一出门，就遇见许多人挑着盛香纸、奠物的漆木箱子，纷纷给祖宗、亲人上坟。春玲怔愣愣地看人们一会，就退回家来。她觉得自己这样轻率地给母亲过这第一个清明节，太不尽心，太对不起母亲了。犹豫一霎，她就学着人们上坟的做法，办了供菜，装上一小壶烧酒。她怕小弟弟见到自己的眼泪，就以提水为名把他支开了。 春玲的眼泪象断线的珠子流着，心里想着母亲在世时的情景……忽听明生在叫：“姐呀，姐呀!帮帮忙啊!” 春玲急忙收拾好酒菜，拭着眼睛站起身，见明生一手提着一桶水，一手举着一束黄灿灿的迎春花，来到近前。她抢上去接过水桶，微嗔道：“叫你少提点，非提这末多不可。明生，你又摘这些迎春花干么呀?” “给妈身上戴呀!”明生高兴地说，正要向坟上插迎春花，忽然在姐姐放水桶一转脸时，发现她眼睛亮光一闪，便立刻跑到她跟前，拉着姐姐的手说：“姐姐，你怎么啦，你哭啦?”春玲有意把脸扭过来看着弟弟，强笑着说：“明生，我哪哭来?” “那不是?”明生紧瞪着姐姐的两眼，“眼里那末多泪，就要流出来啦!” “那不是泪。你不是知道，姐的眼平时水就多吗?”春玲的睫毛忽闪了几下，把话题岔开说：“快给妈栽树吧，天不早啦!” 明生又拿起迎春花，分给姐姐几枝，说：“先把花给妈戴上，今年的就要开过了，到明年就能全开啦!”“明生，”春玲接过花，笑笑说，“人家女孩儿爱花呀叶呀，你个大小子，怎么也这末喜欢花?” “我别的花不爱，就爱迎春花。真好看!”明生给母亲坟头上插上一枝花，“对吧，姐?” “对。迎春开花不光好看，它是迎春的，不怕冰雪寒霜，每年开得最早;年年开，也不死，越长越旺。”春玲赏着花枝，赞同道。 “姐，等我死了，什么也不要，你把俺坟上全插上迎春……” “明生，你瞎说些什么!”春玲不高兴地瞪他一眼。“人还有不死的?”孩子天真地看着姐姐。 “死是早晚要死的，可是你说点吉利话不好吗?”春玲的心里又热起来。 “怕什么，说死也不准死。姐，你还迷信哩!”明生满不在乎地笑着说，又望着靠山的那簇烈士墓，崇敬地说道：“姐，那些八路军真是好样的，死了为大伙，大伙也都把他们当亲人。我也要和他们一样，不得病死，得和反动派拼死，牺牲!”春玲看着他那一副认真的孩子气，不觉笑一笑，说：“好吧，算你有理。就等着长大为革命流血牺牲吧!”春玲和明生回到家里，太阳快上南山顶了。驴在门外嚎，猪在圈里叫。春玲放下水桶、篮子，去喂了猪，又把牲口拉进栏里，添上草料。接着，她卷起袖子洗手刷锅做饭，明生拿柴草烧火。春玲把小米打点进锅后，叫弟弟上街玩去，她坐在灶前烧火。一会儿，一个男子的坚定粗犷的歌声，伴随着有力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向前鞍鞍鞍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一会，歌唱者不唱歌词了，哼哼着不合拍节的曲调，接着又唱起来：“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又是一阵急促地哼哼曲调的声音，紧接着迫不及待地高唱道棗不，简直是在喊口号：“把全中国解放!” 春玲听着这奇妙的唱法，嘴角上浮现出笑纹，来人没出现，她就站起身了。 一位身材细高的青年迈进院门槛。首先跃入视线的，是他束皮带的腰间插着的驳壳枪。他穿着一套半新的草绿色军装，膝盖以下打着笔直的黄色裹腿。没穿袜子，布鞋是用带子勒在脚上的。此人的右臂有力地来回挥动着，左面的衣袖却是空洞洞地耷拉在衣襟上。这使他的身体显得很不平衡。他头上那顶单军帽戴得很周正，把长方形的脸庞陪衬得格外威武、严峻。三条粗皱纹刻在开朗的前额上，粗眉下的大眼睛也由于皱纹的压迫而显得小些。这些皱纹和见黑的胡茬茬虽然明显，却还是掩盖不了他那二十六岁的青春活力。春玲热情地迎着来人笑着，亲切地说：“水山哥!你唱的歌真有意思，可就是天天唱，词老不唱全，调子也走了样。嘻嘻… ” 江水山停在屋门口，脸上闪着红色的光泽，说：“我不象你，嗓子好，唱歌给人听。我当了几年八路军，就学会这末一支歌，还是拣着最要紧的唱唱，日子久了，其它的词也记不清啦!” “等有空我再教教你。”春玲的声音又亮又脆，“快进来坐吧，水山哥!” 江水山刚要向门槛落坐，春玲忙叫道：“等等，我扫干净。”她拾起笤帚走上前。 “我又不是财主，还怕脏?”水山皱了一下眉。春玲扫干净门槛，笑着瞅着他的身上说：“你就这末一套新一点的军装，平时舍不得穿，勤脏常洗就破得快，那以后出门开会或逢年过节，你穿什么呀?” 水山坐下了。 “水山哥，俺爹呢?”春玲问道。 “指导员他们还在那里开会，晚上回来。”江水山忽然变得严肃起来，说：“青妇队长，有任务!” 春玲瞅着他绷紧的瘦削的黑红面孔，不由地理了把鬓发，忽闪着长睫毛，带惊地问：“什么事，水山哥?” 江水山额头的皱纹密聚，浓眉上扬，眼睛里闪耀着火一样的光辉，坚定而自豪地说：“向反动派开火!”春玲的两腮出现了梅花窝儿，微笑着说：“呀，我当有么急事哩!水山哥，是做军鞋缝军装，还是出民工纳公粮?所有的工作你都叫向反动派开火，可让人家… ”“怎么，这末说不对吗?”江水山被姑娘的轻松态度搞生气了。可是看着她那真挚热情的眼睛，又软和下来，恳切地说：“玲子妹，你怎么还不明白，咱们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向反动派开火!比方说，做一双军鞋吧!看起来事小，可是，有一双鞋，一个战士就不用赤着脚去打仗，脚碰不坏，才能杀反动派。你说，这不是向反动派开火是什么，是，完全是!再比方… ” “水山哥，俺懂啦，俺知道你的意思了。”春玲插断他的话，和蔼地说道，“水山哥，到底要做么工作呀?” 江水山没回话，迅速地从口袋里掏出张当地出版的《群力报》，递给春玲，说：“看，社论!” 春玲迷惘地看他一眼，接过报纸，急速展开，立时，几个特大号黑体字跃进她的眼帘：《把土地改革进行到底!》“念吧，念吧!”江水山吩咐着。 “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主子的大力援助下，撕毁了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实行全面的猖狂进攻，妄图把人民武装及其根据地一举消灭。”春玲清晰地读道，“但是，敌人错打鬼算盘了。我们解放区的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有着和日本法西斯斗争的丰富经验，为时不到一年，已经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打垮了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可是敌人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在实行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同时，又动用了四十多万重兵，在顾祝同的指挥下，向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犯，企图将我军民置于死地。这就是说，我们解放区的担子加重了，前线要我们后方做更多更大的支援。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把前来进犯的反动派消灭干净… “… 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以来，地主阶级特别活跃。去年土地改革，只是在基本上摧毁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但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伺机而起，死灰复燃，乘解放区人民忙于支前、参军等等紧张迫切的工作的时机，或者乘一些干部、群众具有麻痹大意情绪的空隙，加紧了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最近随着国民党进攻的迫近，越发嚣张猖獗，穷凶极恶，不断有地主和反动分子暗杀干部、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和军烈工属，破坏支前和参军工作，不服从政府法令等行为，也屡屡发生… “解放区的军民们!血的事实说明了，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对阶级敌人必须采取更坚决更有力的打击，全体人民要团结得象一个人，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打掉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气焰，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 ” 春玲一念完，江水山立刻站起来，说：“我是赶回来布置人监视地主的动静的。区上说，前天黑夜汪家岛的村干部被地主反动派杀了三个，指导员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妈，和老婆孩子一家七口，都叫害了!” “啊!这末歹毒!”春玲的大眼睛瞪圆，惊怒地叫道。 江水山聚起仇恨的目光，手往枪柄上一拍，狠狠地说：“依我的性子，头年土改就该把那些兔崽子的脑壳砍掉，叫地主王八蛋，尝尝革命的滋味!” “水山哥，这次对地主究竟该怎么办?”春玲问道。“依我的意见，把他们全杀掉!”江水山咬着牙说，“依你呢，春玲?” 春玲握着拳头说：“依我也不能饶他们!可是咱说了怎能算数?” “是啊，不依你也不依我。”江水山压抑地喘口气，“上级的政策，还是消灭阶级，不是把每个地主都脑袋搬家。没说的，服从命令吧!”接着，他象对战士下命令一样严肃地对春玲叮嘱道：“青妇队长!你找几个积极的队员，在那几家地主周围监视着，别叫混蛋们闻风藏了东西。明白吗，青妇队长?”象受到江水山的感染，春玲挺胸昂首，坚定地回答：“放心，民兵队长!一准做到。”她见他要走，忙说：“水山哥，吃点饭再走吧，你一准饿啦!我就给你拾掇。” 江水山手攥着驳壳枪柄，大步向外走着说：“等一会再来吃吧，玲子妹!现在，嘿!现在要向反动派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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