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是苏格兰人，被视为一个彻底的“帝国主义者”，他毫不掩饰对大英帝国昔日荣光的缅怀，他的研究中多次强调英国制度设计中由征税机构、中央银行、国债市场、议会组成“四角关系”的优越性：首先，专业的征税官僚机构使得国家财政征收得力，优于法国的包税人制度，这也衍生了优秀的教育制度;其次，纳税人通过纳税来换取立法权，介入了国家预算各个环节，这无疑促进了私人产权的保护;第三，国债体系使国家开支稳定，不会因为战争而骤然变化甚至掠夺民间，债市的活跃最终也带来资本市场的繁荣;最后则是中央银行，通过管理国债发行、征收铸币税，中央银行衍生出汇率管理、最终贷款人职能。
维持这一体系的核心要点在于什么呢?在于权力彼此制衡，最终达到稳定平衡。“预算”这个词语，虽然是18世纪的产物，但是历史学家认为财政预算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光荣革命时期(1688年)。[45]弗格森指出，维持纸币和黄金的可兑换性虽然是这个体制的关键，但并不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回顾此前历史，例如当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2月和1821年5月被迫中止“现金兑换”时，它并没有对这个体系产生致命的后果，这受益于大规模、自由管理的金融市场的发展。
尽管这一整套机制日后被认为堪称卓越，但当时的英国国债体系曾经引发很多讨论甚至抨击，“英国公众认为这些新花样与股票投机是一码事，是奥伦治的威廉从荷兰的行李中带来的外国招数”。多少和今日美国国债的情况类似，19世纪英国国债也遭遇很多批判，有人计算1824年欧洲全部公债高达380亿到400亿法郎，英国份额超过四分之三，而当时法国大概只有40亿法郎公债，经济学家萨伊对英国债务制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
甚至公债也并不是从诞生之初就受到欢迎，“一直要等到18世纪最后几十年，英国公债的优越性才为世人公认”[46]。这从税收变化也可见一斑，18世纪英国税收比例高于法国，1715年为17%，1750年18%，1800年拿破仑战争期间达到令人咋舌的24%，差不多同时期的法国仅为10%，此后开始出现变化，到1850年又降为10%，其背后原因在于资本市场尤其是国债市场消化了政府赤字，英格兰银行的债务从1805年开始稳定。
到了19世纪初期，英国国债终于获得市场认可，皮特首相甚至自信满满地在下院宣布：“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债的基础之上”，1774年的一条札记可谓道出英国崛起背后的本质：“英国自身弱小，若无商业、工业及其仅存在账面上的信贷，绝不可能对几乎整个欧洲发号施令”。
英法数百年的争斗之中，法国往往赢得战役的胜利，却最终输掉了与英国的竞争。英国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或许在下降，但是其经济的影响力却达到顶峰，1851年英国伦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更是让世人看到工业革命的伟大成就。不少研究都指出，与法国相比，英国突出的成绩伴随着货币制度的现代化，也就是英国设立了一个健全的财政体系。财税体系的变化，也源自政治模式变化，国王资金来源从17世纪起主要依赖于地主以及商人控制的众议员，因为国会的制衡，也使得税收的合法性得到保证。
法国的税收和债务都低于英国，但是民众的不满却最终引发了革命，原因也在于英国的光荣革命向民众让渡部分权力，在经济上给出了可信担保，使得英国政府成为一个可信任的政府。换而言之，英国国债机制的成功来得并不容易，是几代人的努力与契约的结晶，其基础仍旧在于稳定市场预期基础上形成极高的国家信用。法治的保障是市场与社会运转的基石，其背后需要英格兰银行这样机构的作用，更需要公众与政治的保证。正如布罗代尔所言，“因为源自所谓英国金融革命的这一体制不管多么巧妙，它必须对公债持有者按期还本付息。做到这一点与维持英镑的经久稳定同样是一件费劲儿的事”。
回看历史，信用是金融业的安身立命之本，很多时候无须行动，仅仅是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担忧就可以摧毁一家银行甚至一个国家的货币。建立信用往往比摧毁信用艰难百倍。按照《英美中央银行史》的说法，政治革命造成“公共信用中的金融革命”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
[44] 弗格森，《货币崛起》第一章，2012。
[45] 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
[46]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语，《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
金融背后的制度变迁
19世纪发生两次革命，一次是法国大革命，一次是工业革命。对比前者的波澜壮阔，工业革命在当时其实并非以瞬间的戏剧性造就，甚至“工业革命”对英国人来说是惊奇的概念，最早用这个词的还是1827年的一个法国经济学家，经过马克思1848年的使用而普遍流行。[47]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有句俏皮话，英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别处不同。回头来看，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从英格兰银行到四角关系，发生这一切的背后动力学逻辑何在呢?
先看英格兰银行，其历史正是一个自觉演进的绝佳案例，而其能够生存下来，除了运气，也有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前文也曾多次强调，英格兰银行的诞生是权力野心与资本逐利的机缘结合，信用打折的政府亟须稳定的资金来应对战争，新兴商人也需要寻找投资渠道，从发行银行券中获利，二者促成一个契约的诞生。英格兰银行即其产物，英格兰银行投资人获得不少议价空间，英格兰银行从一开始就得到政府支持，享有政府债务垄断权，却又无须承担稳定宏观经济等额外任务——对比之下，1800年成立的法国银行享受纸币发行权不久，拿破仑就公开宣称法国银行不仅属于它的股东们，也属于授予它货币制造特权的国家。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敏锐地指出，“英格兰银行私下目的和社会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持续了整个19世纪”[48]，随后因为涉及了银行券发行造成通货膨胀，英格兰银行的应对也导致一些麻烦，比如南海公司泡沫等问题，逐渐在国内债券交易中充当政府的财政代理。
利益的博弈始终是历史的主线，而博弈的方式设计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最终的结果。从诞生之日起，英格兰银行就很难说是垄断，也遭遇南海公司等的竞争，而每一次特许权的获得实际上都是以为政府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银行贷款为前提。这其实也是一种隐形赋税，却也保证了英格兰银行需要面对竞争，做出变化。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如何看待英格兰银行诞生这一事件以及其背后制度土壤?2013年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制度变迁往往在预期收益超过变迁成本时才会发生。
一旦银行应社会需要而发明之后，其用途也应社会需求而发生变化。学者们往往认为，英国大部分金融制度比法国早一个世纪，显然也是因为其社会、制度土壤的与众不同，研究指出银行业制度在较落后国家起到代替创业家的作用，在更落后国家则承担政府的作用，中国的读者对于这点并不会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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